起风了 马伯庸的“风”还能刮多久？

《风起陇西》的第一集，董子健饰演的郭刚对陈坤饰演的陈恭说，“起风了”。这也是马伯庸作品改编电视剧的惯用开头——不管是《长安十二时辰》还是《风起洛阳》，风都是再明显不过的隐喻，暗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阴谋又要开始实施了。

“历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内幕，如果没有，那就制造一个出来。”马伯庸向来不掩饰对阴谋论的偏爱。他最擅长从历史的夹缝处入手，给区别于王侯将相的小人物创造一个可以辗转腾挪、发光发热的平行空间。因为风是无形的，所以在马伯庸看来，看得见的历史事件背后总有看不见的好故事可写。

但也正因为风是无形的，所以风波散尽后，一切又都没有改变。《长安十二时辰》里的王朝没有被颠覆，《风起洛阳》里的洛阳是虚惊一场，而《风起陇西》也不例外——众多角色忙活了20多集，策划出一个惊天大阴谋，但最后的结果其实无关痛痒。

这可以被认为是对历史的尊重，当然，更合理的解释是马伯庸无力也无意去创造一个陌生化的艺术世界。他只是想为已知的历史增添点儿戏剧性，就好像广大网友都很熟悉的“下一盘大棋”。听上去煞有其事，但内核是掩饰不住的无聊和空虚。

千奇百怪的幻梦一场

《风起陇西》的观感是非常奇特的：充满解构意味的架空文本，却用极为写实、肃杀的拍法来处理；表面上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从形式到内容却更接近美苏冷战的黑色电影。

最明显的例子，大概就是风格极度割裂的台词。陈恭说，“今天的案情分析会”；李光洁饰演的诸葛亮说，“要尽快做损失评估”；刘亭作饰演的阴辑说，“烛龙专案小组”；还有“出外勤”“开晨会”“找我谈话”之类的现代词汇，数不胜数。然而，诸葛亮上奏却使用文言文，甚至还有“陛下偶感微恙”之类莫名其妙、语句不通的台词。由此产生的错位感，恰如每一集片尾的摇滚歌曲，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恐怕不是本剧在制作上“不用心”，而是作品精神内核的自然体现。马伯庸说过，“如果把我称作《风起陇西》亲生父母的话，那么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贾克，祖母则是弗·福塞斯。外祖父是罗贯中与陈寿，外祖母是丹·布朗。”

以《谋杀金字塔》为代表的埃及历史小说，以《豺狼的日子》为代表的政治谍战小说，以《达·芬奇密码》为代表的阴谋悬疑小说，当它们被拼贴在三国的历史中时，《风起陇西》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会有什么确定的风格或意义。

没有风格，或许是马伯庸最大的风格。当《长安十二时辰》硬要把美剧里的“24小时”安放到唐朝，《风起洛阳》炮制出现代社会都很难做到的情报系统，《古董局中局》沉迷于考据冷知识的趣味上，马伯庸的小说以及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就成了千奇百怪的幻梦。

做梦的时候很“爽”，醒来之后却是空空，留下一片虚无。

恶搞与戏谑的美学

《风起陇西》原作里的诸葛亮，深谋远虑地设计了一个双重间谍方案，其效力仅仅在于消弭了二号人物李严对他权力的威胁而已。如此设计，使诸葛亮的人物形象变得自相矛盾——作者本想赞扬他的足智多谋、忠诚伟大，但到头来，却把孔明塑造成了不择手段、心理阴暗的“情报站站长”。

改编后的电视剧里，诸葛亮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他对手下的杨仪（俞灏明饰演）和冯膺（聂远饰演）设计出的连环计毫不知情，甚至还煞费苦心地劝说李严（尹铸胜饰演）放弃自己的野心，教育杨仪宫廷争斗要有“底线”，活脱脱成了三国时代的“傻白甜”。

与其说这是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失误”，不如说作者及影视剧主创从来没有重视过这项任务。否则，“滚滚长江东逝水”中有那么多英雄人物，为何陈恭的聪明才智竟能到了超越诸葛亮的地步？

他是谁不重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物有没有完成自己在作品中的根本使命——连接起错综复杂、纵横勾连的阴谋的每一个环节。

所以，《无间道》里的陈永仁和刘建明会对自己的双重身份进行不断的怀疑和反思，而陈恭和荀诩（白宇饰演）只会在嘴里重复念叨着“一切为了兴复汉室”。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忠诚到底从何而来，正如戏仿的历史故事永远无法为我们提供真实历史的答案。

谈到很多读者批评《风起陇西》的西式翻译腔实在太重时，马伯庸坦承，“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只是单纯觉得将两样完全不相干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会有别样的美感。换句话说，这是一部27万字的恶搞，我真闲。”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马伯庸的作品从不肯定什么（比如杨仪和冯膺策划的宫廷夺权），也不否定什么（比如李严对北伐的反对）。

于是，明明在历史的大背景下，陈恭和荀诩的谍战工作相当于悲情无用功，蜀国和主人公即将迎来双重失败，但追剧的观众依然看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戏谑与恶搞的美学，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已经是这个时代的艺术特征。它能让现代人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又不必担心自己会触及到人们的精神困境，并与真正的社会历史发生互动。或许，这也正是马伯庸的作品总能得到商家的青睐，不断“风起”的根本原因。

马伯庸宇宙，无限的重复

尽管在平台上，马伯庸的影视改编作品评分有高有低，但事实上，我们无法说哪一部更好，哪一部更差。因为它们在创造性上，本就是无限的重复。

故事里永远有一个来自底层、一心想要破解迷局的主人公，永远有一个野心勃勃但又不乏个人魅力的反派高层，永远有一个躲在暗处、编织阴谋的第三方势力。无论是陈恭、荀诩，还是张小敬、高秉烛，乃至李严、林九郎，都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棋子。他们的作用，只不过是帮助主创下完那一盘“大棋”罢了。

正因如此，马伯庸的宇宙可以轻松地建立、复制起来。《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天启异闻录》《长安的荔枝》《大明书商》……一大串IP作品还在排队等候，说马伯庸是商业层面上的“天选之子”，并不夸张。

下一次“风起”会是什么时候？这阵风还能刮多久？或许，答案都不取决于马伯庸和他的小说。如果观众需要的只是休闲和放松，那么文艺作品就不能游离于“正常”的组织架构之外；如果观众需要的只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不断地轻松游弋，那么无止境的“反转”“揭秘”就永远会有市场。

马伯庸自称历史“知道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并不想触摸真实的生活。于是，陈恭、荀诩们总是会在奋力一搏后，心甘情愿地消失在历史的大幕之下，而我们也在蓬勃的想象力释放中消磨掉了时间，收获了一份轻松。（李勤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