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欧洲面对的最大风险究竟是什么
在欧盟执意发起对华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的背景下，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将于12日至14日访华，因此欧洲舆论将博雷利此访的目的设定为要把所谓对华“去风险”政策进一步落到实处。但俄乌冲突未了、巴以冲突再起的现实一定会让这位欧盟外交的掌门人分心，也或许可以帮助欧洲在搞清楚“什么才是真实的最大的风险”后，不再把“去风险”的矛头轻率地指向中国。
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关切中，东向的欧亚腹地和南向的中东地区是其“大周边”地带中最难以影响和把控的部分，如果两个方向同时出现动荡那就是欧洲的噩梦。当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和2015年的难民危机接踵而至时，欧洲就曾经历过这种左支右绌的困境，不过好在当年欧洲的主要应对方式还是以外交为主，在东边用诺曼底模式“冻结”了冲突，在南部则主要通过和土耳其的合作稳住了局面。
但今时不同往日，不仅东、南方向同时爆发热战，欧盟还越来越倾向于用非黑即白的眼光来看待地缘纷争，并且正热衷于用安全工具而非外交手段来塑造自己的“地缘政治边界”。当前充斥着政治正确性的欧洲舆论不仅容不下任何“诺曼底式的绥靖”，对难民问题的立场也日益强硬。一边是外部矛盾扩大、冲突升级，一边是内部立场僵化、手段单一，欧洲此刻面临的安全环境，比近十年前来得更加严峻也更加难解。
周边动荡对欧洲最重大的影响，还在于外部安全风险很容易演变成内部安全问题。在已经接纳了数百万乌克兰难民的形势下，欧盟将不得不认真考虑巴以冲突是否会带来更多以邻近的欧洲国家为目的地的中东难民。如果欧洲国家是用铁丝网和催泪弹来迎接他们的话，不仅边境局势会陡然升温，还会造成让欧洲难堪的人道主义危机。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因为持续的巴以对抗和作为其背景的阿以矛盾，会直接催化出欧洲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仇视和争斗。如果形势朝着这个方向变化，会给本就声势日盛的民粹主义和排外势力提供更充足的政治养分，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就都成了大问题。
在如此屋漏偏逢连夜雨、按不下葫芦还起来瓢的形势下，博雷利恐怕很难按照欧洲舆论设定的脚本，和他的中国同行从容淡定地讨论“去风险”问题。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和资深的外交官，他应该能分清楚轻重缓急。何况，所谓的“对华依赖风险”主要是欧洲自己臆想出来的，是将它在美国把“贸易武器化”和俄罗斯将“能源武器化”中的痛苦经历，毫无逻辑也缺乏依据地演绎出了中国要搞“市场武器化”的被迫害妄想症。因此，博雷利中国之行的正确目标应当是和中方一道查找自身病因并找到可靠的药方。
从博雷利作为首席外交官应尽的职责和欧盟的切身利益来说，如何增进中欧战略互信、维护大国关系稳定和共同促进地区和平，才是他应该思考的问题和与中国同行对话的议题。纠结在似是而非的对华“去风险”问题上，只会让中欧关系聚不了焦也对不上表。欧洲需要借助和中方的对话及沟通，来打开战略格局、直面真实问题。
早在近十年前，中方就提出要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的构想，其中“和平伙伴”对应的就是希望中欧作为世界上的两大主要力量，应当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具有和平愿景、战略眼光和担当意识。正是由于对欧方伙伴有这样的期待，中方不仅支持欧盟主导的区域一体化，乐见其团结、自主、强大，还尽力维护双边合作的大局并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对欧方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也保持了巨大的耐心。但欧方却在保持“战略平衡”的名义下将中欧关系不断地向失衡状态拉扯，加剧了大国竞争失序、地区冲突失控、双边关系失重的风险。
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对抗这些真实的巨大风险面前，欧洲应该反思自身对“风险”的认识和矛头所向，需要认识到真正的风险来自于内部的政治退化和政策偏激，来自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冲动和阵营式对抗的陷阱而不是中国伙伴。在推动伊朗和沙特和解的进程中，中方已经展示出帮助解决欧洲周边问题的诚意和智慧，如果欧方希望在周边地区抑制动荡并再造和平，就应当和中方真诚对话、借鉴经验并共促和平，而不是因为自己仓促地选边站队就将坚持自身立场的中国视作“异类”，更不应当将外交立场上的分歧转移放大为对合作领域的挤压。
中欧同为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受益者，也可能成为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下无序竞争和无谓对抗的受害者，而后者才是中欧都正面对的最大风险。能否共同应对地缘政治变动带来的风险是对中欧关系新的考验，但更应当在构建“和平伙伴”的共识下，成为中欧建立战略互信、共促和平愿景的重要机遇。（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