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伟健：新质生产力将改变产缘政治格局
以创新驱动为关键因素的“新质生产力”一词，正引起学界和产业界广泛关注。对于这个概念，笔者认为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疫情时代产缘政治格局嬗变以及全球数字资本主义走向等方面加以理解，这样也更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首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认识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提出著名的“两个决不会”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突破僵化教条和思想禁区来解放、发展生产力，就显得极为重要。回首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程，从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再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正是通过不断探索实践，我国才得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
其次，从后疫情时代产缘政治格局嬗变来分析研判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基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二战结束以来，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布局决不是市场“无形之手”催生出来的一种所谓“自生自发秩序”，而毋宁是大国博弈格局下追求地缘政治微妙平衡的产物，服务于超级大国政治强权所主导的资本全球运动，并为其主权货币全球运转能力不断赋能。
随着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期的结束，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全球货币体系协定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腾笼换鸟”，全球资本主义从产业扩张循环走向金融扩张循环，作为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空间修复的结果，一方面开始实施“去工业化”，打造国际生产贸易的垂直分工体系，将高能耗、重污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着手谋划半导体通讯和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制造业的供应链、产业链以及价值链布局，其中很能体现这个战略意图的一个安排，就是当年美国扶持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通讯产业来打压日本，将服务于石油美元“嚣张特权”的“地缘—产缘政治”逻辑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现在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崛起，美国本想如以往一样进行极限施压以维持本国企业的技术竞争优势，但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在大数据、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寻求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逆袭，美国也将不得不接受其一度主导的产缘格局出现巨大裂缝这一事实。
再次，从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走向来预测展望新质生产力的深远影响。本世纪初以来，以4G通讯技术为先导，庞大的全球互联网系统中计算机和应用终端数量呈几何级数上涨，移动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使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平台经济乃至数字生产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应用场景大量涌现，全球网络智能泛在的“新质”特征导致人类生产领域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也正因为这一变化，才有人说世界于2008年左右开始迈入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时代。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看到新质生产力在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会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的全球产业布局、区域协调体系乃至“地缘-产缘-币缘”三位一体的国际政治格局。
可以预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会导致以下三种现象出现：
一是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大批量、流水线等生产方式将被改变，越来越多地把人从简单重复而且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二是以“产业上楼”和灯塔工厂为标志，伴随生产要素、经济活动以及供应链产业链在城市楼宇的进一步聚集，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将出现长足进步，欠发达地区可能不必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三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生产关系将有重大改变。与作为人类体力延伸的蒸汽及电气革命、作为人类脑力延伸的计算机革命相比，新一轮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某种意义上将激发人类情感情绪、社会实践关系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以新质生产力为标志的划时代革命或将直接进入人类社会生产关系领域，带来“政府—市场”以及“资本—劳动”这两组至关重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