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昊宇：韩国医疗危机带来三重警示
自2月中下旬以来，韩国医疗界围绕医学院扩招计划与政府尖锐对立，大批医生辞职抗议，引发一场医疗危机。在外界看来，仅仅出于反对行业扩员这一理由，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竟以集体辞职这样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似乎有违基本职业操守。但事情背后暴露出的深层矛盾远非“改革者对垒既得利益集团”那样简单，恐怕很难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作出解读。医疗问题攸关国计民生，韩国医疗体系之困折射出的国家发展和治理难题，对于当今世界各国都不乏普遍性的警示意义。
从社会层面看，韩国医生数量之争，折射出少子老龄化的时代难题。韩国到底缺不缺医生？这在韩国国内已经成为一个“薛定谔的猫”式的难题。韩国政府和医疗界各执一词，分别站在老龄化和少子化两个不同角度，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尹锡悦政府认为，老龄化会带来医疗需求大幅上升，到2035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比现在增加70％，相应的住院天数、门诊天数将分别增加45％、13％，如不采取措施，届时将面临1.5万名医生缺口。但这一说法似乎忽视了少子化的现实。根据韩国政府最新公布数据，5000多万人口的韩国2023年新生儿仅23万人，出生率全球垫底，今后继续走低的趋势已难以扭转。大韩医师协会一项研究指出，随着人口规模不断萎缩，预计从2027年起，韩国将出现医生供过于求的情况，2035年过剩人数可能达到7043人。
少子老龄化是现在不少国家面临的重大发展挑战，少子化和老龄化互为因果，韩国政府着眼老龄化前景下的医疗危机未雨绸缪本无可厚非，但相关决策也的确缺乏对少子化前景的预估。长期来看，少子老龄化前景下的经济活力下降、医保财源枯竭，恐怕才是医政双方要面对的共同敌人。
从经济角度看，韩国医疗体系过度市场化，导致了稀缺性主导下的供给错配。韩国医疗界深知，医生优渥的薪资水平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济学中的“稀缺性”。韩国医疗体系的特殊性在于私立医疗机构占到90%以上，而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医疗机构占比普遍都在50%以上。公立医疗体系下，医生希望有更多同行分担其工作压力，而不用担心因医生扩员影响其饭碗和基本收入。但在市场化竞争主导的私立体系下，医生为了维护高收入，自然不愿看到新的竞争者来分食“蛋糕”。韩国医生平均年薪高达19万美元，每年医学院仅招3000多人，成为竞争最为激烈的专业之一，而且成为医生要经历六年寒窗苦读和四年见习期的苦熬。正是这种具备垄断地位的稀缺性，才使得大批医生即便面临失去行医执照和刑罚的威胁，也不惜采取集体辞职抗议的方式来维护既得权益。
这种过度市场化的环境，使韩国民众在享受高水平医疗条件的同时，却不得不接受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公平和效率难以两全。在市场化资源配置下，韩国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首尔、京畿道和仁川等首都圈，与一些偏远地区存在明显的鸿沟。此外不同科室医生间的差距巨大。医保报销率高的基本医疗专科如儿科、妇产科、急诊、外科等部门医生收入相对有限，自费项目多的皮肤科、眼科和整形科医生收入高，成为年轻医生趋之若鹜的科室，也是医院的盈利主体。这导致韩国整形医生数量在过去十年里几乎翻了一番，皮肤科医生数量也增加了约40％，而直接关乎民众生命健康的儿科、妇产科、外科等却面临“医护荒”。
从政治层面看，民众成为医政博弈的牺牲品，暴露出“选票政治”的极化和民粹化弊端。4月份韩国国会选举在即，尹锡悦所代表的保守势力选情堪忧，其看准选举季推动医改议题，带有明显的政治考量。毕竟医学生扩招是尹政府为数不多获得民众好评的政策，所以尹锡悦背靠民意支持，这次表现得尤为强硬，想啃下这根历届政府都奈何不得的“硬骨头”，以提振选情。而医疗界的强烈抵抗也出人意料，进一步暴露了韩国社会矛盾的尖锐。
近年来韩国政坛保守派和进步派尖锐对立，政治恶斗不断，为了争取选票不惜利用社会焦点议题制造阵营对立和群体矛盾。在“非友即敌”的政治逻辑驱动下，一些本可以通过协商和妥协解决的问题，被无限上纲上线，导致矛盾激化，各方不惜采取绝食、自焚抗议甚至诉诸暴力等极端方式来达成目的。这种政治极化和民粹化，在标榜“民主人权”的西方政治中表现得日益突出，正在反噬着民众的权益。韩国医政矛盾以病患为筹码，牺牲的是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在这方面，韩国政府需要超越党争，成为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的润滑剂，而非亲自下场扮演政治对撞的急先锋。
韩国医疗危机延宕，给世界很多国家都敲响了警钟。以韩国为镜，警示各国在改革完善医疗体制过程中，尤需平衡照顾各方利益，兼顾公平与效率。（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