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仲：“县城婆罗门”带给我们什么思考
虽然春节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很多由其引发的探讨还在继续。春节期间，一位博主通过视频讲述了“北漂”回到家乡县城后的见闻——原以为落后的小县城，消费水平向一二线城市看齐；原以为自己回到县城能够“降维打击”，没想到曾经的同学朋友名车豪宅样样不落，良好的家庭背景足以让他们吃穿不愁，过着一二线年轻人难以享受的优渥生活。视频发出后收获超百万浏览量，引发网友讨论：曾经拼尽全力走出县城的年轻一代，真的选错了吗？
必须承认，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与消费市场的下沉，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消费差距在日益缩减。加之三四线城市的住房、教育与医疗成本远低于一二线城市，那些在县城中小有积累的群体自然也更有底气进行“炫耀性消费”。然而，依靠学历、能力等走出小城的年轻人，很多如今既要承受职场中的激烈竞争与不确定性，又难以在大城市中享受宽裕的生活，有时甚至要节衣缩食。如此对照之下，“相对剥夺感”就油然而生。
值得追问的是，县城中的优渥生活究竟是人均水平，还是有偏差的选择性呈现？从整体意义上来看，县城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及一二线城市。2023年，省会及以上城市占全国GDP的比例从2022年的38.4%提高到38.8%，而其他城市的占比下降了0.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引发“返乡青年”钦羡的，并非是县城中的大多数。出走的年轻一代，自然会将在县城中“混得好的”作为社会比较目标，所谓大城市与小县城生活和消费水平“倒置”的状况自然就会被放大。
而另一方面，这一现象折射的一个深刻问题在于：小县城的内部阶层分化可能愈加凸显，优势资源愈加向少部分人倾斜。经济波动的大背景下，这类群体依然能够在小县城中开拓并守住自己的一番天地，高效盘活手中资源，稳健地抵御风险。他们是大家口中的“能人”与“有本事的人”。
那么，这类群体究竟是谁呢？有人用“县城婆罗门”来形容他们，以印度教中的种姓制度比喻县城中的阶层分化。一时间，这一概念激起广泛讨论，人们纷纷开始勾勒自己熟知或想象中的“县城婆罗门”群体——他们往往有着固定的编制内工作，收入并不见得很高，但依靠有限的权力在生活半径内叱咤风云甚至“手眼通天”。他们熟悉并善于利用县城中的人情规则，充分掌握获取发展机会的信息与渠道，把事情办得“双赢”又“体面”。在公众的想象和认知中，这类群体可以毫不费力地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
诚然，这一比喻有激化社会矛盾的嫌疑，公众对于这类群体的描述也难免掺杂着刻板印象以及“坊间传言”的添油加醋。但不得不重视的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批判话语，“县城婆罗门”折射出了一些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普遍困惑与习得性无助。
第一重困惑在于，社会流动的通道是否依然开放？当特定群体僭越规则谋取不当利益时，人们能够寄希望于法律给予制裁。然而，在“县城婆罗门”的话语之下，人们意识到“人情社会”中的亲缘关系与社交网络会带来排他性竞争的必然结果，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依然能够通过信息共享与强强联合，使得“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那么，在阶层不断复制与再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出身底层的人何以突围？
第二重困惑在于，“家贫”到底要不要“走他乡”？一边是日益内卷的大城市竞争，另一边是发展机遇掌握在少数群体中的家乡。对于出身并不占优势的年轻一代而言，无论何种方案都意味着要在千军万马中逆势突围。进则前途凶险、退则壮志难酬。如此语境下，寒窗苦读和个人奋斗的意义何在？
面对重重结构性困境，人们极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甚至会默认并屈从于“县城婆罗门”所隐含的生存规则。无疑，这既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开展、个体奋斗精神与创造活力的激发，更不利于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的提升。
因此，越是在小城快速发展的当下，就越需要思考发展成果如何被全民共享，如何进一步激活其可持续的发展动力——这一切都离不开社会公平的重构与对“人”的充分重视。
首先，这需要我们承认并正视“人情规则”在社会运转中的角色，以更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更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公平规范的人才选拔抵抗超越规则和处于灰色地带的关系运作，让有识之士、有才之士与广大居民都能够参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其次，要进一步探寻县城经济发展的破局之路，扶持新兴中小微企业，鼓励高效能的创新创业，提供丰富多元的就业岗位，避免陷入产业结构单一与市场垄断的困局。这既有助于为县城青年提供阶层晋升的通路，也有助于吸引各类人才回到家乡。最后，依然要充分重视教育对于打破阶层固化的潜力，久久为功推动全国各区域范围内以及县城内部教育公平的进程，涵养一代人的智识，鼓舞一代人的信心，让他们无论在家乡还是异乡，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作者是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