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丰：发展新质生产力呼唤制度创新
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之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固然需要努力促使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需做好制度创新，引导和规范生产关系以及产业生态等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
首先，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新的生产要素，催生新型生产关系。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煤炭更广泛地进入人类生产生活领域；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石油和电力伴随汽车等行业的发展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使信息等成为人类经济的重要因素。而在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等为显著特征的新一轮技术和能源革命中，数据、算力、算法甚至二氧化碳等都在越来越多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把推动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革命的新质要素纳入生产之中，并从企业、行业和国家等各个层面着手建立新型管理制度以及法律法规。
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会产生新的业态，这也需要配套制度加以保护和规范。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为特征的纺织业、以火车和汽动轮船为代表的交通产业；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交通产业进一步更新和丰富，有了汽车，另外还有了电力等新的二次能源产业；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则出现了新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往往都伴随着新的企业和行业管理，政策层面也不断有新的制度诞生。比如交通产业变革催生了交通法的演进，英国19世纪中期就颁布了“红旗交通法”，世界其他各国后来也都逐渐有了自己的交通法，并且随着交通产业发展不断变化更新。再如，随着信息产业发展，对应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现，美国上世纪60年代就颁布了《信息自由法》，后又制定《计算机安全法》《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法》《政府信息安全改革法》等更多相关法律。
在当下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又给交通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比如无人驾驶汽车等，这使现有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迫切需要更新。同理，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尤其是与更多行业融合，及时补齐相关立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格外关注的领域。某种程度上，哪个国家能够尽早建立和完善既促进新技术市场化，又能防止相关伦理、安全和隐私等方面问题的法律法规，哪个国家就能更早也更好地收获新技术带来的果实。
第三，新质生产力催生新业态的同时还会带来产业格局层面的重大变化，带动新的产业体系出现。而要适应更大变局，就需要有基于更高视角和认知的战略前瞻，在规划上进行超前部署，在法律法规制定方面拥有先进理念和思想指引。而每当产业体系发生变革，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护传统产业的公正和平稳转型，这是历次工业革命和巨大变革中都需面对的情况。在这种转型中，如何使传统产业继续保持阶段性的有序发展并逐步实现平稳过渡，包括避免相关就业人员遭受过大冲击，帮助他们转向新的行业，都需要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等层面予以考量。
当前，新质生产力更多地产生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等领域，这些数字化、新能源产业一方面对传统产业造成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又会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并促进后者转型升级，以“互联网+”“区块链+”“AI+”甚至“可再生能源+”等方式促使那些产业焕发新的生机。另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要具有布局未来的意识，如何前瞻性地在制度上为未来产业发展预留空间，也是制度创新的一篇大文章。欧盟2020年就开始反思“工业4.0”战略并对“工业5.0”进行谋划，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总结起来，就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推动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加大研发投入等资源支持，同时还需要在企业、行业、国家层面的制度上有所创新，适应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要素、新业态、新产业，为新质生产力的动态发展建立良好环境，这样才能保证新质生产力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作者是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