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三战预警”改变不了和平发展时代潮流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一系列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特别是一些冲突和危机的延宕，有关“世界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需要做好全面准备应对世界大战”等“三战预警”在国际舆论场中时有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加剧着人们对于国际局势动荡的担忧与不安。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类说法背后有着不同原因。有的是真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失控。比如，随着乌克兰危机和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冲击地区安全架构，相关国家尤其大国之间在如何破解政治和战场僵局方面缺乏共识，个别国家采取了恐慌性、应激式政策转向。正因如此，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就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发出警告，以此敦促全球大国之间有效缓解紧张关系，希望相关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尽早为地区冲突和危机找到政治解决方案。

有的则是想借“三战预警”反映本国或影响对象国家对于当前总体安全形势的评估，并为自身安全政策调整寻找“合理解释”。当然，也不排除另有一些人是将此作为舆论鼓噪工具。比如西方战略界一些人就借“三战预警”等营造“全球西方”“全球南方”和“全球东方”的所谓“新三个世界”叙事，试图围绕“以实力换和平”“取胜而非管理竞争”营造本国民众、企业、知识界的所谓“内部共识”，借此强化盟友体系和大国竞争态势。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或意图的“三战预警”，都低估了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的伤痕效应和警示价值，也低估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首先，世界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导致人类文明遭受重创”的警惕相当清晰。关于“三战”的讨论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冷战初期，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曾被认为是战争爆发的临界点。美苏之间“相互确保摧毁”政策下的“恐怖平衡”以及国际格局的一系列变动，推动世界逐步过渡到冷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

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核战争被普遍视为“三战”的必然形态，当今世界对于核战争风险的担忧也是有增无减。2024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警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不信任，将核战争风险升级到数十年来的最高点。但从本质上讲，《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提出的“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立场依旧坚定，《中国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议的工作文件》鼓励五个核武器国家积极探讨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或发表相关政治声明，也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可以说，世界对于核战争的“一损俱损”逻辑认同十分清晰，坚定维护人类文明发展延续的共同价值不会容忍任何挑战。

其次，需要区分历史大势的必然性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对比一战、二战爆发前的历史，现在的确可以找到一些所谓“三战前兆”的细微相似之处，例如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时而激化，政治安全协调模式的效力减弱，主要力量之间的互信不足等等。但不容忽视的是，人类社会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构建相对稳定的国际安全架构。正是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世界各国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成为人类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关键。虽然地区冲突频发使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面临一定挑战，但各国依然将其视为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集体安全机制。在“三战预警”语境下将某个地区冲突或突发情况等同于下一个“萨拉热窝事件”显然言过其实，无法改变和平与发展作为各国人民普遍诉求以及历史大势的必然性。

最后，发展优先的共识不会因“三战预警”而动摇。当前，在部分国家泛安全化的政策导向下，全球增长乏力和发展动能不足问题凸显。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前景》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连续第三年放缓，从2022年的3.0%到2023年的2.6%，降至2024年的2.4%。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的持续扩员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对于“安全压倒发展”的全球议程基调并不满意，纷纷强化战略自主意识，希望通过真正的多边合作机制重新聚焦发展合作，绝大多数国家都没依照“三战预警”的逻辑进行选边站队。更重要的是，全球发展动能不足、鸿沟扩大以及发展不均衡、不包容等往往是诱发和催化地区冲突的根本肇因，如何强化发展优先的国际共识才是破解安全困境的核心所在。 

为了解决《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强调的气候变化、极端贫困和饥饿、教育普及和性别平等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之间的内在联动关系，国际社会需要从顺应历史潮流的角度锚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谋划解决当前安全困境的治本之策，采取切实行动避免大国间出现严重战略误判，更多聆听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共同发展的期待，特别是防止战争“预警”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