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题材报告文学风景常新
谭琳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同步进入新时代的快车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了许多文学现象,包括以报告文学文体形式记录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大量作品。这类作品数量巨大,既包括民族作家的创作,也包括非少数民族作家以鲜明的民族地区、民族题材为创作对象的报告文学作品。
以重纪实、非虚构的报告文学来反映地域空间而论,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域以全国边疆省(区)为主,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广西五个自治区之外,我国西南、西北、东北等地的民族地区得以大面积聚焦,以这些区域为范畴或对象的报告文学颇为常见。非边疆地区的不少省市也散居着不同的民族,尤其以边地或交界之地为盛,相应成为时代风景的一角。
报告文学创作与时代相向而行,催生了一批民族报告文学作家,也让各类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据不完全统计,每个省(区)都有数以百计的民族报告文学作品诞生,不少出自本民族作家之手。不论是创作、修改和发表,还是组织、评价和出版等,都是一种同步、统一而自觉的多民族文艺实践。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全国重要奖项——骏马奖,第11届即2012—2015年之间的报告文学类,便有冯雪松、降边嘉措、龙宁英、伊蒙红木四位作家胜出;第12届即2016—2019年的报告文学类,便有阿克鸠射、段平、刘国强、田天和田苹、王华等六位获奖作家。依此追溯,长于报告文学的少数民族作家还有阿来、蒋巍、关仁山、叶广芩、彭学明等等数十位。各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既书写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也为其他民族的题材和生活所吸引,同样予以审美反映,绘制新时代民族地区的新风景。与此同时,新时代十年之中更多的汉族报告文学作家,也深入全国各地民族地区,以特定民族地区、民族题材的报告文学取胜。比如何建明、王宏甲、纪红建等到了西南、西北等多民族聚居地区,捧出了有分量的力作。徐剑多次到云南、西藏全境,先后有多部作品问世。李迪、卢一萍等人到湘西十八洞村这个苗寨村庄,也各有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问世……总之,风景源自劳动人民的不朽创造,却凭借作家之手出之,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圈闪现着作家走村过寨的身影,人与风景同频出镜。
以民族地区或民族题材为主的报告文学,大多数与蔚然成风的主题写作相关,沿途的风景错落有致,风景类型一目了然。粗略划分一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类自然与人文景观:第一类是书写民族历史、文化、原生态日常生活的。牛海坤的《额济纳河畔》、古岳的《冻土笔记》书写西部地区生态和绿色和谐发展理念,阿勒得尔图的《红色文艺红骑兵》集中农牧民的生活画面,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描写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面相,徐剑与人合作的《怒放》以云南独龙江两岸独龙族群众为对象,聚焦该民族的日常生活画面。阿克鸠射的《悬崖村》、陈果的《古路之路》和英布草心的《太阳照进无人村》,都以彝族的某个特色村庄为对象,以乡村道路为切入点书写村庄因道路兴修而新生的乡村传奇。第二类是国家政策或重大工程方面,如蒋巍的《国家温度》立足大国民生领域,刘国强的《罗布泊新歌》描绘中国钾肥事业的曲折经历,长江的《天开海岳》以港珠澳大桥建设为题材,均是勾勒典型的时代风景线。第三类是以先进人物为对象的作品,新时代的英模人物、各行业先进人物得到审美观照,比如田天、田苹的《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深藏功名的一生;段平的《宋文骢——从游击队员到歼10之父》展示国防强军风云人物的历史;肖勤的《迎香记》、戴时昌的《姜世坤》,针对基层干部或党员的功绩进行书写,让人物在天地之间站立起来,人物成为风景眼。第四类是集中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题材,这一类作品最为丰富。诸如易地扶贫搬迁、交通、产业、园区等新生的事物,都颇为典型。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除少数作品有全国视野之外,多半框定在特定省份或县区等区域之内,比如西藏脱贫攻坚题材,有徐剑的《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陈新的《云上光辉》和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觉罗康林的《春风已度玉门关》聚焦于新疆全域,何炬学的《太阳出来喜洋洋》集中于重庆,都是类似题材的作品。又如以云南昭通为对象,既有次仁罗布的《废墟上的涅槃》,也有沈洋的《磅礴大地》《昭通:磅礴之路》等作品。针对四川凉山地区,刘裕国和郑赤鹰的《大凉山走向明天》、罗伟章的《凉山叙事》和贺小晴的《高原之上:木里村幼素描》也是如此。贵州西北的一个彝族村庄海雀村,欧阳黔森的《江山如此多娇》、蒋巍的《这里没有地平线》和王华的《海雀,海雀》,均浓墨重彩地勾勒了这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新生之路。关仁山的《太行沃土》则以河北阜平骆驼湾、顾家台两个村庄为主线,呈现了燕赵之地的独特风景。
在风景中看到人民,风景常新;让人民成为风景的一部分,风景的格局才不同寻常。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