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有过“黑历史”的梦幻世界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童话书是送给孩子们很好的节日礼物。一个个美好、有趣又有想象力的童话故事滋养着孩子们的心灵，增长了他们的智慧和文学素养。但人们可能不知道，很多西方经典童话最初的内容都属于“暗黑”系，历经多次改编后才变得像现在这样美好温暖。

源于神话和民间故事

关于童话的起源，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史前人类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与无垠天地，没有科技文明帮他们拨开云雾、指点迷津，于是他们就凭借自身原始、自然的想象力创造了神话，并口口相传。但神话具体是什么时间出现的，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无论是东方神话里补天的女娲、逐日的夸父、射日的后羿，还是希腊神话里掌管各项事务的奥林匹斯山众神，都是超越了自然界的神的存在。其中吸引孩童的那部分神话，都在后来的童话故事里得到了延续。如经典童话故事《大闹天宫》里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还有故事的主角美猴王，都来自神话传说。

和神话一样，口头创作、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也没有确切的诞生时间。学界普遍推测它出现在神话以后，与神话的区别在于主角从“神”到“人”的转变。例如神农、大禹、鲁班、扁鹊、华佗这些历史人物，相比神话里的女娲、夸父，人物的时代背景有了较确定的历史时期，故事情节的聚焦点也从宇宙洪荒转移到人类群体的现实生活。

继神话之后诞生的民间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更贴近生活和史实，属于对能工巧匠、能人贤者生平轶事的再加工；另一类则是带有更多幻想成分的动物故事、魔法故事和传奇故事，譬如我国经典民间故事《田螺姑娘》《蛇郎》，以及西方民间故事《小红帽》《灰姑娘》《魔豆》等。因为儿童天然对这类故事感兴趣，因此这类幻想色彩较浓的民间故事后来逐渐成为童话发源的一大主力，又称“民间童话故事”。

在中国古代，《山海经》堪称童话第一部集大成之作。《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图文并茂，《精卫填海》《瑶姬仙草》《夸父追日》《刑天争神》的故事都出自其中。尤其《山海经》的《异域》卷里，记载了有神奇国民的奇幻国度：有长满羽毛、双臂为翼的“羽民国”；有臂长过膝的“长臂国”；有人人都是大长腿的“长股国”；还有身高矮小仅九寸的“小人国”等。西汉淮南王刘安与其门客编撰的《淮南子》书中，《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共工怒触不周山》这五则故事读来像是创世童话。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诞生了不少志怪小说，其中许多后来被改编成民间童话故事。比如《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就是民间童话《田螺姑娘》的最早文字记载。到了唐代，《酉阳杂俎》这本笔记小说中的《吴洞》，很像是中国版的“灰姑娘”故事。还有元代陶宗仪的《寒号鸟》、明代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以及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等，都是中国古典童话的范本。

早期西方童话曾是“暗黑”系

在西方，口口相传的民间童话故事也逐渐落于纸端，继而被收集成册。如1550年，意大利威尼斯的G·F·斯特拉帕罗拉编写了《愉快的夜晚》（也译作《欢乐之夜》），童话故事《穿靴子的猫》最早就来自这本书；1636年，意大利作家吉姆巴蒂斯塔·巴西莱用那不勒斯语著成童话故事集《五日谈》（原名《最好的故事》）。

民间故事最开始由成人之间在茶余饭后互相讲述，因此并不避讳儿童禁忌的话题。被誉为“法国儿童文学之父”的法国诗人、文学家夏尔·佩罗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搜集、整理加工法国民间故事的过程中，挑选了适合儿童的部分集结成册。1697年，夏尔·佩罗编写出了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小红帽》《林中睡美人》《小拇指》《蓝胡子》等都出自其中。尽管经过筛选，早期这本书还是常常出现血腥、黑暗的题材。比如《小红帽》，在最初的版本里同样是讲一个天真美丽的姑娘被狼骗了的故事，但并没有什么猎人回来把大灰狼的肚子剖开，把小红帽和外婆从大灰狼的肚子里救出来，而是倒霉的小红帽就是被大灰狼吃了，然后大灰狼就逃之夭夭了。夏尔·佩罗在故事的结尾还提醒说：“最危险的狼，就是那种文质彬彬、温柔浪漫和模样可爱的狼……”

19世纪初的一对德国兄弟雅克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受夏尔·佩罗创作思路的启发，把德国49个民间童话记录下来。兄弟二人还在序言里对记录和整理过程作出详细说明，对每个童话故事作出来源阐述与分析评论，最后这本书在1812年以《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为书名，由柏林的出版机构埃美尔出版——这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格林童话》。第一版的《格林童话》只发行了900册，但还是引来了读者的一片批评声。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读者认为格林兄弟搜集到的故事并不“德国”，正如《民间传说，民间童话及宗教传说》作者布辛指出的，童话集里的故事受意大利和法国民间童话影响较大，纯粹德国素材的故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导致“似曾相识”的故事比比皆是。比如童话集里的《夜莺和盲蜥蜴》直接译自一本法文书，《穿长靴的猫》《蓝胡子》这些故事可以说是脱胎于夏尔·佩罗等外国人书里的原型，而《鼠皮公主》也像是对夏尔·佩罗《驴皮公主》的“洗稿”。二是读者从儿童视角出发，认为初版的《格林童话》还是太过于黑暗了。比如原版中的《白雪公主》里狠毒的皇后不是她的继母，而是她的生母；白雪公主的复活也不是被王子救的，而是王子的仆人无意中救的。当时王子因为太爱白雪公主了，走到哪儿都让仆人们抬着她的棺材跟着，终于有个仆人受不了了，打开棺材，一边怒骂白雪公主一边在她后背乱拍，那片毒苹果被拍了出来，白雪公主得以复活。这样邪恶、暴力的作品，很明显不适合讲给孩子们听。

好在格林兄弟接受了批评，不但在1819年第2版中慎重删除了一些内容相似、残忍血腥的作品，还在这一版的序言中以积极的态度回应了来自读者的批评。虽然最开始的《格林童话》并没收获好评，但它正式拉开了欧洲各国本土童话的搜集整理序幕，也拉开了童话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分解的序幕，现代童话的雏形由此萌芽。

现代童话真正写给儿童

古老的童话可以追溯至史前神话，可真正写给儿童的现代童话，为什么直到19世纪才诞生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古代人来说，“儿童”这一概念是不存在的。如果端详欧洲中世纪绘有儿童的画作，会发现其中的儿童形象缺失了那个年龄段该有的天真神态和体格特征——他们穿着和大人一样的衣服，看上去只是成年人的缩小版。这并非画师技艺不精，而是在当时，儿童只被看作社会的预备劳动力，社会对儿童心理和心智成长的理解几乎一片空白。这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大致如此，由于那时生产力低下，为了生存，儿童不得不及早加入成人的行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孩提时代非常短促。另外，在封建社会，儿童被当作父母的私有物和附属品，没有将儿童视为一个独立的人，去保障他们的各种权利。

直到17世纪，被称为西方“教育学之父”的捷克教育学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认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差别，提出要提供儿童专属的读物，传统的儿童观才就此转变。1689年，英国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在他的《关于人类的理解问题》一书里提出：幼儿的心智好比一块待书写的空白板，童年受到的教育与精神滋养会影响一生。儿童读物的重要价值被重视起来。1744年，世界上最早的儿童图书出版社纽伯瑞在伦敦圣保罗教堂大街设立；几乎是同一时期，法国思想家卢梭发表了传记体哲理小说《爱弥儿》，提出了“自然教育论”“高贵的野蛮人”和“理想的成人”等观念。一波波思想启蒙的推进，让人们认识到了童年的重要性和儿童的特殊性：儿童并非缩小版的大人，他们有别于成人，也应当有专属自己的读物。此后，19世纪的西方现代童话创作开始走向成熟，《安徒生童话》等西方经典童话纷纷诞生。

《安徒生童话》开创了童话的新体裁，继民间童话故事后，把儿童作为中心读者创作文学作品，被看作是现代童话文学诞生的象征。1835年，30岁的安徒生开始专注于童话创作，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创作了166篇童话作品，合集成《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丑小鸭》等流传甚广、被搬上荧幕的童话故事都出自他的笔下。安徒生出生于丹麦富恩岛奥登塞小镇的一个鞋匠家庭，11岁时父亲去世，安徒生自小在贫困中挣扎，14岁那年背井离乡来到哥本哈根。安徒生所处的时代，充满萧条、动荡不安。他的童话创作将现实与幻想结合，既歌颂真善美，也嘲弄假、丑、恶，既有瑰丽的幻想，也总能落脚于现实的某处，让孩子们得到教育。这也是安徒生童话深受大人、孩子喜欢的重要原因。

纯幻想童话的创作，让童话带给人们更多的快乐。1863年，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莱的《水孩子》，从童话固有的道德教育倾向，转向到一个更为轻松愉快的世界。就像儿童会随时走神进入幻想的世界，童话里也有一扇进入梦幻世界的“随意门”：1865年，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冒险从兔子洞开始；1950年，英国作家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也有通往神秘世界的衣柜。

但也有艺术家认为，童话应该让孩子看到真实的人间世界。基于此，英国文学家王尔德从1888年开始，陆续创作出了《快乐王子》《夜莺和蔷薇》《自私的巨人》《渔夫和他的灵魂》等童话作品，这些表达世道艰辛和人生疾苦的童话故事也成为西方现代童话的一部分。

20世纪以后的西方童话可以说是进入了繁荣期。巴里的《彼得·潘》、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米尔恩的《小熊维尼阿噗》、特拉芙斯的《玛丽·波平斯》系列、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托芙·扬松的《姆明谷》系列、罗尔德·达尔的《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E·B·怀特的《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和《吹小号的小天鹅》……长长的一串清单里，是儿童文学家把儿童看作独立个体，通过幻想为他们建立起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的、充满奇幻色彩的“第二世界”，鼓励儿童在其中寻找自我，去幻想、思考和领悟。

中国原创童话崛起

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童话，是西方童话的翻译作品。1909年，周作人在与其兄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翻译了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快乐王子》。而与周作人书信讨论童话的赵景深，15岁起就开始在《少年杂志》上翻译包尔温的童话《国王和蜘蛛》，中学时又陆续翻译了《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等作品，是中国最早的安徒生童话译介者之一。这样的童话翻译者还有周桂笙、孙毓修、茅盾、郑振铎等许多知名作家学者。

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关注对儿童进行新知识教育，除了亲自翻译西方童话，还积极创办、出版刊载童话的期刊，建造儿童阅读童话的阵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孙毓修于1909年3月编撰出版的儿童丛书《童话》。1909年至1919年这十年间，《童话》丛书共出版初集和二集，初集面向七八岁的儿童，二集则把读者目标定在了十岁左右的儿童。孙毓修本人编撰了丛书中的77册。《童话》丛书为中国古代童话传统与现代童话理论搭设了一座桥梁。小读者既能看到木兰从军、荆轲刺秦王、岳飞精忠报国、伯牙绝弦等古籍典故，也能汲取西方《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天方夜谭》中的经典故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原创童话开始成长和繁荣起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一批批童话作家潜心创作，一部部想象丰富、情趣盎然、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童话名作出现。相对来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童话注重思想品德教育，比如《宝葫芦的秘密》通过写少年王葆的追求和遭遇，批评了好逸恶劳的懒惰思想；《神笔马良》表达了惩恶扬善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大潮影响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很多童话作家开始打破束缚，探索和创新，童话出现了多种流派、艺术形式与风格。比如郑渊洁的《皮皮鲁和鲁西西》《舒克和贝塔》等系列作品想象力丰富，风格奇特、幽默，富有童趣，贴近生活，反映现实。曹文轩的《草房子》叙事流畅，充满诗意和美感，童趣跃然纸上，文字中流露的悲悯情怀格外动人。

当下，儿童文学创作越来越繁荣，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趋势愈发明显。比如《故宫里的大怪兽》系列童书讲述了小学生李小雨在故宫捡到了一个神奇的宝石耳环，由此，她听到在故宫里生活了几百年的怪兽们开口说话，并经历了许多惊险故事。这套书结合故宫典籍与古典神话书《山海经》《搜神记》的创意素材，展现了独特的中国文化，该书已输出至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不仅为中国儿童读者提供了独特的精神底色，也把精神食粮“带出海”，献给全世界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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