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人才第一资源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2024年初，“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81名个人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50个团队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受表彰代表之一、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权科表示，这份荣誉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工程师的关心重视。他希望继续努力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更多杰出工程师。

大工程、大创新、大突破，都离不开完善的人才体系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打造规模宏大、结构合理、本领高强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为人才发挥才能、探索创新搭建良好生态；科技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

梯次培养创新人才

当前，各地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特点，构建分层分类的培养体系，打造分布合理的人才梯队。

在中国航天科工203所，实验室为每名入职的高校毕业生设定近期工作目标和远期工作方向。通过确定研究方向、参观实验室、支持申请科研项目等方式，全面介绍该所技术特点和航天系统情况，鼓励人才尽快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专业背景优势，达到职业规划心理预期。实验室力争让每位科研人员都有自己负责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才快速成长。

为了打造均衡、有活力的人才“蓄水池”，我国正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态中历练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力量，在急需领域的一线实践中培养创新团队，在交叉学科培养体系中锻造复合型人才，在国家重大项目的大兵团作战中培养战略科学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

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高等院校在高素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成斌表示，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高等教育系统应当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枢纽。

近年来，高校培养的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不断提质提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高水平人才支撑。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30.17万人，其中，招收博士生15.33万人。理工农医类的硕士招生规模占比60%，博士招生规模占比超80%。

博士生是科研人才的最直接后备队伍，也是各类科研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为了提高博士生培养水平，各高校近年来积极探索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路径。

2023年，北京大学共设置了约7000个博士生助研岗位，引导在科研任务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并建立“博士生年度审核”“导师对博士生定期评价”等反馈机制。

2023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提出，要完善自然科学领域博士后培养机制。提升博士后培养质量，合理确定基础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数量，合理扩大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博士后规模。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依托和保障，也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贡献力量。

支持青年勇挑重担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占比达80%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已低于45岁；北斗导航、探月探火等重大战略科技任务的许多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都在30多岁……越来越多优秀青年人才在科技创新第一线成长起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如何让高水平科技人才大胆创新、充分发挥才能，并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才干？

构建科研生态是重中之重。

为给高层次青年技术人员提供“施展拳脚”的空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43所近年来先后成立了先进陶瓷基结构复合材料研究室、先进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研究室等3个专业研究室，所内还为每个高层次青年技术人员研究团队配备了专门的科研助理，提高团队的研究和办事效率。

该所推出的课题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以课题组为技术研发的基本单元，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课题组组长更大自主权，力求在管理层面扫清技术骨干人员开展创新的障碍。

这是支持青年勇挑重担的缩影。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给年轻人提供机会、提供平台，是科技部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

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横空出世，完成这一重大成果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支以“90后”为主体的科研队伍。“中国天眼”助力发现900多颗新脉冲星，这一国之重器的研发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机器人等新领域新赛道上，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

《若干措施》从强化职业早期支持、突出大胆使用、促进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管用、操作性强的举措，旨在指导各地和相关部门用好青年科技人才，帮助他们发挥才能，施展抱负。

近年来，国际交流合作对科技人才成长与才能发挥的助力作用尤其值得一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科技问题往往是跨国界的，需要国际合作来解决。

我国加大青年科技人才出国学习交流支持力度，引导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讲好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故事、中外科技合作故事，不断提升青年科技人才国际活跃度和影响力。

随着青年科技人才发展和国际合作交流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人才“走出去”“引进来”双向发展成为常态，国际科技人才交流取得显著成果。

优化科技评价体系

一套智能生产线帮助企业提升25%的生产效率，也成为南京工业大学教师方成刚晋升职称的“加分项”。

近年来，评价和激励机制改革是科技人才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方成刚正是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受益者。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稳定提高基本工资、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等激励措施，构建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

2018年，科技领域深化评价体系改革，针对“四唯”等问题重点发力。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激励和评价等方面改革的结果，是让经费和标准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

与此同时，“减负”行动也在持续发力。2018年，多部门联合在全国范围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七项行动”（减负行动1.0），直指“表格多、报销繁、检查多”等突出症结；2020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印发《关于持续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激发创新活力专项行动的通知》（减负行动2.0）。如今，减负行动3.0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科研人才身上多余的担子已经卸下许多。省下来的时间精力，可被调配到有价值的创造性工作当中。

近年来，各地科研领域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几乎都绕不开人才这一关键词。鼓励人才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是这些改革的共同目标之一。

上海市改变科研经费“包干制”试点范围，由2020年的303个自然基金项目拓展到全市523个自然基金项目和127个软科学研究项目；湖北完善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下放实施办法，明确科技人才或团队在成果转化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达70%至99%；山东向高校院所下放学科专业设置权、人才招聘权、职称评审权、内部薪酬分配权、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处置权。

除了经济收益，科技人才在社会待遇方面的获得感也越来越强：浙江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试点开展学历、学位、职称“三证合一”；重庆开展跨省（区、市）人才对等互认，推动四川“天府英才卡”A卡与“重庆英才服务卡”A卡服务互认共享……

适应科技发展要求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不断完善，有利于提高创新人才收益和价值感的举措逐步落地。从长远来看，科研人才收获的政策“红利”都将转化为我国科技创新进步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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