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显示中国列第一梯队,专家:AI治理需全球协作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陈子帅】2月4日,由远期人工智能研究中心(CLAI)联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制定的《AGILE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评估指数》(AI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Evaluation Index,以下简称AGILE指数)正式发布。评估结果显示,在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上,美国和中国在总量上处于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治理水平方面,中国位列第一梯队,仅次于美国。该指数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中心主任,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问机构专家曾毅主持编写,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试图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议题上寻求主导和霸权的尝试,都是对人类应当共同面对的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隐患认知不足,解决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需要全球协作。
据了解,AGILE指数是全球首个发布具体评估结果的专门针对人工智能治理的综合性量化评估指数。该指数针对首批14个国家开展了人工智能治理水平的评估工作,包括七国集团成员国(G7,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2023年扩员前的金砖国家成员国(BRICS,分别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和新加坡与阿联酋两个地区代表性国家。
曾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AGILE指数有几项重要结论:人工智能风险高的国家治理水平相对也较高,这说明治理是发展内驱的需要;人均GDP水平和AI治理水平强相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解决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需要全球协作。
AGILE指数显示,高收入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和治理工具方面大幅领先金砖国家,在治理环境方面小幅领先金砖国家,而金砖国家在治理成效上小幅度高于高收入国家组。金砖国家在治理成效上的更好表现主要得益于在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度、认知度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包容度等维度上的优势。
分析还发现,本次评估各国的AGILE 指数得分与其人均 GDP 水平呈强正相关关系。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发展是治理的必要基础。其中中国、印度的AGILE指数得分明显高于其人均 GDP 所对应的水平,主要得益于两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高于其人均GDP水平,以及在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和信任上的较好表现。
指数还显示,中国、美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方面更为领先,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投入较多,并取得了相对良好的治理成效,但相较于其他国家也面临着更高的人工智能治理压力和挑战。
那么,我国该如何应对相关挑战?曾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提升真正意义的人工智能原始创新能力,是重中之重。”而跟随当代人工智能热点的发展模式既不可持续,更无法形成未来的引领机遇。我国在算力和数据基础设施上仍需补短板,促进差异化发展,特别是要扶植创新型研发机构、初创企业,以加强人工智能的原始创新。
曾毅进一步分析称,面对治理的刚需,我国在前瞻布局并积极应对国内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风险的同时,需警惕防范国际上其他国家风险的输入,并从其他国家发展与监管的经验中取长补短,探索和实施合乎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阶段的治理。
在治理工具方面,中国在人工智能风险评估机制和工具上还需加强,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美国、新加坡等国纷纷出台了国家层面的AI风险评估体系。此外,出于实际发展和监管需要,欧盟及其他国家已出台或将要密集出台人工智能法的背景下,加快推进我国人工智能立法进程,与伦理原则、标准规范等共同形成完善的治理框架,推进我国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至关重要。此外要进一步发挥在公众AI素养和信任方面的有利优势,为AI构筑发展和应用创建有利的社会环境,同时加强引导AI发展更深入赋能社会和环境福祉。
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是一个重要话题。AGILE指数显示,在人工智能治理研究方面,各国密切合作,所有国家都积极参与其中。其中,中国-美国-英国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研究合作最紧密的国家组合之一。
然而,在日前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各方就人工智能全球共治话题产生意见分歧。有美国媒体报道,中方呼吁在人工智能治理上进行国际合作,反对世界分裂成不同科技阵营。但美国白宫负责技术事务的官员却表示,每个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应用都反映了各自的价值观,在国家安全和军事应用问题上,不会允许对手国家获取美国技术。欧盟官员则说,中欧在AI治理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
“‘没有共同语言’的说法显然缺乏常识。”曾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AGILE指数指出:随着2023年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的爆发式增长,全球人工智能风险事件数量相比上年剧增12倍,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焦点已迅速转向如何应对强大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安全可控风险上,而多数风险危及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并且很可能很难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这些问题。针对关键的安全问题,甚至目前可能没有答案。因此,任何试图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议题上寻求主导和霸权的尝试,都是对人类应当共同面对的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隐患认知不足。需要明确指出,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与治理方面,全球共识是十分明显的,“没有共同语言”的说法显然缺乏常识。
曾毅表示,在面对可能的价值观冲突和监管与治理模式差异等问题,可以通过为各国政策之间构建接口与互操作性,在尊重各国发展和治理主权的前提下通过提升互操作性赋能各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交流与合作。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与治理方面,应当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以“共论风险、共护安全、共享发展”的理念协同各国共同探索人工智能伦理安全与治理的全球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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