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美国高校对学生转向“温柔教养”

《纽约时报》9月3日文章，原题：导致美国大学生幼稚化的双重标准   想象两个20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全日制大学生，另一个是全职服务员。一天晚上，两人出去喝酒，玩得不亦乐乎。如果这个大学生被校警抓到喝酒，他很可能会乘坐学校的车免费回家，而喝酒的服务员更有可能被指控轻罪。如果第二天早上，服务员没上班，或者把订单弄混了，他就别想干得长远。但是，那个在课堂上睡觉、不按规定交作业的宿醉大学生，却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大学不会公开将学生称为孩子，但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学生的。美国大学对学生的相对宽容看起来很吸引人，尤其是与我们想象中的服务员的困境相比。但也有阴暗的一面。这种宽容和控制相结合的结果，可以保护他们免于承担责任，实际上却使学生变得幼稚。一方面，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几乎不可能因为未成年在聚会上饮酒而面临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根据对社交聚会进行广泛监控和详细登记程序的规定，在斯坦福大学找到一个可以参加的聚会可能比在聚会上喝酒受到惩罚还要困难。原则上，这种情况不应该存在。大学早就废除了“代尽父母责任”的原则，这种原则赋予大学对学生行使家长的权力。在许多学校，学生受到宵禁、访客限制和其他遏制性行为的规定。

20世纪60年代，“代尽父母责任”的做法受到了挑战，并最终被不干涉课堂外学生生活的做法所取代。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旁观者时代”)，学生的课外生活相对不受行政干预，即学生饮酒、性行为等一般来说都不会被惩罚。但自由滋生风险，而风险有时会导致伤害。在一系列诉讼之后，大学被迫放弃了不干涉的做法。

到20世纪90年代，“旁观者时代”让位于“看管者”或“引导者”时代，一直持续到今天。“引导者”模式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为学生提供各种个人成长的机会和选择，同时排除那些可能导致永久伤害的选择——最初是对身体的伤害，但越来越多的是对精神、声誉和成绩单的伤害。     

在“引导者”模式中，并不是说学生没有权利，只是安全第一。大学并没有为了学生的道德品质或学术标准而限制学生，而是以健康和安全为名恢复了控制。这些社交控制是治疗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它们是大学与学生关系中的“温柔教养”。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模式只是一种暗中为害的家长制作风。（作者瑞塔·科甘宗，陈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