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从东北到海南，我亲历改革开放这些年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杨沙沙】4月13日，海南迎来建省办经济特区36周年。37年前的1987年，作为中央机关到海南参与筹备建省的第一个干部，迟福林“一天之内脱下军装变成老百姓”，亲眼见证和参与海南探索“大开放”的历程。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结束后，《环球时报》记者在海口见到了刚从博鳌回来的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虽然已经经历连续多天的紧张行程，但当记者提到自己老家在东北大连，他马上绘声绘色说起大连方言“看你晒得黢黑黢黑”，并表示自己曾在大连工作过。在海口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学术交流中心，迟福林《亲历改革：与青年谈改革开放》一书被放在大堂，很多人站着翻阅他的书，这部书提到他很多人生故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迟福林回忆了自己从东北到北京再到海南岛的经历。
“吃发霉的花生米”
在迟福林写作《亲历改革》的时候，电视剧《人世间》正在热播，剧中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1973年春节前夕，国家物资供应紧张，雷佳音饰演的男主角周秉昆和朋友们在郊区供销社排队买猪肉，等待分肉的现场因为人多差点发生哄抢。
同一时间，迟福林正被派到大连的部队政治处做宣传干事，也经历了和电视剧相似的环境。迟福林有一个“吃发霉的花生米”的故事，当时在部队，周末几个同伴把发了霉的花生米用热水烫一烫，晾干了，用油一炒，喝点小酒，感觉很幸福。在计划经济时代，花生属于副食产品，国家严格计划生产种植和收购，只有过年时，凭户口簿一个人才能买上2两。
为什么中国要选择改革开放？迟福林认为，归根结底一句话——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均工资比1957年还少了49元，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和迟福林一样属于“与共和国同龄”的那一代人，对改革开放充满一种奋不顾身的迫切感。1987年，当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找到迟福林，希望他去海南参与建省工作时，迟福林毫不犹豫脱下军装，一天之内办好了转业手续，从中央机关转调到海南。
“当年一下飞机，第一眼印象跟我想象的海南岛有很大差距。当时的飞机场是在市中心，机场很小，出机场的路也很窄。出了机场，呈现在眼前的尽是破烂不堪的街道、乱哄哄的交通秩序。”迟福林对记者回忆，那时候的海口，甚至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
现在，海口街道整洁，从中改院学术交流中心开车2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海口著名的椰树集团。这个被小红书称为“海南最魔幻大楼”的椰树集团总部，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记者路过时，看到很多年轻人以该大楼为背景拍照，大楼外部充满了浓浓的年代感。1987年底，迟福林到海南工作以后，当时还是“海口罐头厂”的椰树集团是他接触的第一家本土企业。
“与其说是‘国营工厂’，不如说是个‘小作坊’，椰子水顺着沟渠横流，臭烘烘的，苍蝇蚊子乱哄哄的。”迟福林当时陪着许士杰到海口罐头厂调研，现场让人大跌眼镜。随后几十年，迟福林见证了椰树集团的改革发展历程。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当年支持椰树集团员工持股的故事。1992年，迟福林所在的海南省体改办提出要设立20%的内部职工股的做法。对于当时的质疑和担忧，迟福林坚持“设立内部职工股能够提高职工对企业的信心，充分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有利于搞活企业”的观点。2000年前后，椰树集团正式开始实行员工持股。今天，椰树集团已成为改革案例之一，“如果没有当年坚定自觉的改制，没有实行员工持股带来的激励、动力，是难以做到的，”迟福林称。
海南如何“出圈”？
4月13日，海南迎来建省办经济特区36周年。36年来，在迟福林眼中，海南经济社会多方面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他也承认，自己与自己比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国内发达地区发展得更快，海南与这些地方比仍有明显差距。
去年冬天，迟福林的老家黑龙江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形成独特的“尔滨现象”。一直关注东北全面振兴、任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院长的迟福林认为，现阶段研究和探讨“尔滨现象”有着重要意义，提升东北的软实力，对于提振东北经济增长的信心和预期，实现产业振兴至关重要。
旅游业也是海南重要产业优势，海南如何“出圈”？迟福林告诉记者，去年大年初二，他带着孩子到海上冲浪，没想到出海后看到海边人山人海。海上设施发展很快，儿童在一个房屋那么大的“鸭子”上玩，大人有钓鱼的、骑摩托艇的、冲浪的，游玩项目比较多，他看到了海南旅游市场的活力。
迟福林曾在多个场合表示，邮轮是中国正在兴起的一个大产业，他看好海南的邮轮产业，认为在这方面，海南大有可为。他也告诉记者，如果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能与东盟国家打造“一程多站”式国际邮轮旅游航线，比如，广东与海南开展邮轮旅游合作，联合开发面向东盟的邮轮旅游产品，将会吸引更多市场流量。
6年前，迟福林在现场聆听国家领导人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心情特别激动”。他将海南和东盟市场联系到一起。去年12月，迟福林带队到东盟国家调研，直观感受到东盟国家对于经济增长、对于发展“蓝色经济”的强劲需求。他估计，未来10年，亚洲将保持5%—6%的速度增长，东盟有可能在未来8年左右成长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为此，海南结合地理区位优势和高水平开放政策优势，打造成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枢纽，“这是大势，是大局”。
一个年轻人的提问
为什么要和青年谈改革开放？迟福林告诉记者一个故事。2021年，迟福林受邀为一所大学作改革开放史讲座，6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提问环节有一名学生说：“我们是生长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青年，为什么一毕业要给资本家打工？”迟福林反问：“谁是资本家？”该学生回答：“民营企业家都是资本家。”令迟福林想不到的是，这位学生的话音刚落，场内竟响起热烈掌声。
迟福林对记者形容，这个年轻人的提问让自己“十分震惊”。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将近半个世纪。迟福林的一位博士生曾问他，“今天我们还要改革吗？”一个中学生也问迟福林，“我们今天生活得很好，还要改什么呢？” 联想到此前接触的年轻人，他更加感觉到加强对青年改革开放史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
迟福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今天的“90后”“00后”，他们生下来的环境、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全面接触互联网、深度接触世界，对美好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要求，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已经有了一套新的参照系，也有更高预期。如何让他们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如何使得未来的改革符合他们的期望值和坐标系，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之问。
对于“Z世代”年轻人热衷“考公”的现象，迟福林表示，青年的责任感首先体现在就业选择上，要更多考虑做什么有意义，而不是做什么更稳定。未来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发展将给青年创造新的机会，尤其是新科技革命引起就业形势的变化，创业机会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创业的形态更高了，而不是更低了；创业创造的价值更大了，而不是更少了。
迟福林说：“青年是决定改革开放的力量，就在于青年不仅要有自己的职业选择，更要有时代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