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谈】双子塔与9月11日
每年9月11日的晚上8点30左右，无论我手头在做什么事，我都会停下来，默默地思考一阵。这种形式主义的愚蠢习惯我已经保持了20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但这恐怕是一种宿命。
这种宿命，在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上幼儿园时就已经注定了。每次去外公家玩，无论学龄前的我是否听得懂，外公都要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铺开一堆图纸和照片，跟我介绍一些他以专业眼光来看特别优秀的中外桥梁和建筑。他是复旦毕业的高级土木工程师，年轻时曾支援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和钱塘江大桥的修复工作，改革开放之后又参与了许多上海的桥梁、隧道及建筑的工程建设。
从他对我的滔滔不绝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在乎的从来都不是建筑物的美学或功能性的设计，而是它们的结构和施工建造本身。记得许多次外婆路过我们身边，听到他说这些，都会嘲笑他干嘛要跟小孩子说这些。
在外公向我安利的所有建筑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矗立在纽约曼哈顿区的那两座超高层摩天大楼。外公不仅告诉我这两幢楼的创新结构设计有多么与众不同，施工上可能存在哪些难点，还跟我事无巨细地推测和假设，要是他在总工的位子上，他可能会做的选择和决策。
这种言传身教自然也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上世纪，我家里总会收到各种来历不明的国外风景名胜的明信片或大小挂历和画册，在这些东西中，出现从不同角度拍摄的那对双子塔的几率非常高。每次一有机会，我都把它们单独搜集起来，出神地端详它们，耐心地一根根地数着它外墙的立柱或是楼层数，尽管我早就因为外公对我执着的灌输而对它们的施工时间、占地面积、间距、准确高度，当然也包括实际楼层在内的各种基本数据如数家珍了。
如我所说，外公从不把自己对建筑物外观的看法挂在嘴边，但作为一名年幼的听众和一只感性的动物的我，就很难刻意忽视掉这两根擎天巨柱的外形了——它们实在太漂亮了，这两座鹤立鸡群的银色长方体，在蓝天的衬托和阳光的映照中熠熠生辉。现实就是这么荒诞，我对建筑物的审美观，竟然是在老一辈土木工程师无心插柳的唠叨下形成的。
这种对某些特定建筑本身（而非背后的历史意味）的执念，伴随着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成长过程。和如今以玻璃幕外墙为主的光彩夺目的现代摩天大楼相比，那种老派的，由简单的几何形状构成的银灰色钢结构框架和钢筋混凝土融合而成的建筑外表，远看简洁而冷峻，近看又精致而富有韧性，对后来进入青春期的我有了新的吸引力：那是一种男性氛围极重的稳重和力量感。
芝加哥希尔斯大厦（2009年改名为威利斯大厦）在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建成1年后就取代它们成为了世界最高建筑，外公也跟我作过详细的介绍。对同样有着简单沉稳外表的希尔斯大厦，我将它视为心目中第二喜爱的大楼。得益于从小的绘画天赋，我经常把世贸中心和希尔斯大厦画在同一张画里，以加固它们在我心中的位置。
但其实我对高层建筑的情有独钟并非建立在它们的高度之上。后来在1998年落成的吉隆坡石油双子大厦和现在迪拜的世界之最哈利法大厦都把世贸中心远远甩在了后面，可它们却都没有得到我的青睐。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在全国热播，万人空巷。每当片头曲响起，可能别人更欣赏的是刘欢的这首脍炙人口的《千万次的问》，而我的注意力却始终都集中在从哈德逊河的角度拍摄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上。
90年代，路过当年上海的地标之一的淮海路华亭伊势丹购物商场底下，看到那幅Lee牌牛仔裤的巨幅橱窗广告，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这双塔穿上裤子也挺帅啊！
在2001年第一次看到《蜘蛛侠》的预告片时，我算是真正尝到了那种“一生只有一次”的震撼。预告片中，罪犯驾驶的直升机在逃跑时被粘在了一面蛛网上，镜头迅速拉远，原来，这面蛛网搭在了双塔之间。
2001年9月11日后，《蜘蛛侠》这部史上最令人兴奋的预告片被发行商撤下。看到重新剪辑制作的新版预告片时，虽然我对电影的期待没有减弱太多，但却难以抑制地感到遗憾。这还导致了一个更让我恼火的神经质后遗症：这些年来，每次在看新的《蜘蛛侠》电影，玩新的《蜘蛛侠》游戏，乃至只是听到“蜘蛛侠”三个字时，我都会感到一丝凉意。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对于9月11日那次彻底改变世界的事件，我在身边的人那里最常听到的是他们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对某些势力的愤慨、对世界和平的祝愿等等。然而，我从未遇到过一个人——包括我认识的那么多美国同学和友人——向我透露过对这两幢建筑物本身的哀思。
我不喜欢研究那些纷杂而又虚无缥缈的宏大背景和历史意义，因为我的狭隘执念仅针对那些与我息息相关的具体的物与人。我甚至无法否认我喜欢这些建筑有可能是出于我对外公的爱和仰慕。
电影《云中行走》在2016年在国内公映。据我观察，影迷圈中讨论的都是对摄影、CG特效、IMAX 3D观影效果，或是演员的表演和那段法国人菲利普·帕特在纽约高空走钢丝传奇经历的考证。只有我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默默地纪念着那两座早已化作尘烟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