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人畜无害的宅男，为何一进游戏就禽兽不如？

本文编译自http://futurismic.com，原作者Jonathan McCalmont，较原文有改动

上帝的职责是监视人类，然后等人类无聊时把他们杀了。出于这个原因，人类总喜欢为自己找点乐子。

——恰克·帕拉尼克，《搏击俱乐部》作者

从电子游戏的发展史说起

　　有时，玩游戏除了需要智商，还需要超乎常人的想象力，这点对1980年代登场的作品完全适用，比如Pong和《太空入侵者》（Space Invader），它们在画面和表现内容上的差距，大概可以用光年为单位来描述：这个圆圈代表了外星人；那条方块象征着保卫地球的最后一道屏障；上下移动的小光点是粒子武器、导弹、甚至是装满炸药的鞋盒——你不绞尽脑汁根本想象不出来。

　　但随着技术进步，我们越来越不需要想象力了。这不只是游戏画面愈发接近真实，而且其中的人物还具备了智能，它让游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玩具，不仅如此，随着技术发展，其中的每个角色，都愈发更像是栩栩如生的个人。

　　这种趋势源于1985年：当时，美国游戏开发者戴维·克莱内（David Crane）和里奇·戈尔德（Rich Gold）推出了《小电脑人》。和以往控制人物的套路不同，你在游戏中实际是居高临下，在99%的流程中，你需要带着笑容观察，或者对它们发出各种指示。

　　游戏开始时，呈现的是一栋空旷的三层楼，接着，有人搬了进去，开始生活，对屏幕对面的窥视一无所知。你能与角色互动的方式就是输入命令，建议他该做某些事，或者在内嵌的小游戏中和他来一局扑克。有时，游戏中的小人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游戏没有胜利条件”之类。事实上，《小电脑人》整个流程像极了现实生活，它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有单调无聊的周而复始。

　　时间流逝，《小电脑人》就像是水面泛起的一丝涟漪，还没来得及扩散就消失了。但它也像埋入荒原的种子，很快便被阳光和雨水重新唤醒了，一种崭新的游戏形式从中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其关键作用的就是设计大师皮特·莫利纽克斯，当时，他将编写数据库的收入拿去开办了一家名为“牛蛙”的工作室，而牛蛙推出的第二款作品便让所有人吃了一惊，因为你要扮演的不再是个偷窥狂，而是不折不扣的神。

　　这部划时代的作品，就是1989年的《上帝也疯狂》，你的任务是招徕崇拜者，让他们承认你是世间唯一的主宰，进而煽动他们对敌人——也就是其它的神——发动战争。就像《小电脑人》中的情况一样，在《上帝也疯狂》中，你的角色和游戏中的人物在立场上被完全分开，系统不再要求你扮演它们，而是让你带着好奇、贪婪和同情的复杂心态支配他们的生活。

　　的确，这些AI都可以看做“我们的人”，但在身份上，他们更像是“我们的奴隶”：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让他们变成面无表情的行尸，或者是宗教战争中的炮灰。

　　《上帝也疯狂》一上市就备受好评，但牛蛙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1990年，它推出了《权力贩子》（Powermonger），游戏中你将扮演一名无恶不作的军阀，对各个村庄进行统治和勒索。这一次，游戏里的虚拟居民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但从根本上说，你所做的一切和《上帝也疯狂》没有区别——比如剥夺这些人的自由，并让他们屈服于你的最高意志。

　　感谢“宗教”和“历史”的掩护，这两部作品没有引发多少争议，但在1993年，牛蛙用一个大新闻引爆了舆论火药桶。

　　因为他们的下一部作品设定瞄准了现代社会、鞭笞了资本主义、引发了道德拷问。在这款名为《辛迪加（Syndicate）》的游戏中，牛蛙构想了一个由大企业瓜分的未来世界。这些大企业开发了一种接入数字网络的神经芯片，而未来世界的生活就和这些芯片息息相关——这些集团的CEO不是政客，却掌控着整个世界，而你将扮演的，就是这些集团的CEO之一，你将派遣改造人同对手竞争，进而将全人类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这是第一次，玩家不再扮演上古神明或佣兵头子，而是无情剥削的霸道总裁。

　　然而，与前两部游戏相比，你还会发现这些角色其实没什么不同：用一句话概括，这就是对他人进行支配。自从《上帝也疯狂》之后，大批作品受到了它的启发，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沙丘》和《红色警戒》。这些游戏的关键不是扮演，而是操纵麾下的每个单位、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而另一类游戏被称为回合类，它们的代表是《欧陆风云》等。

　　如果对这个系列的特点进行描述，这就是“像国家一样思考”：其中，你像上帝一样俯瞰着世界，同时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抽象成了数字，所有的战斗都是数字与数字的对决，其中纵然有某些足以改变战局的人物，但归根结底，这些人物依旧是数字——确切地说，它不过是一堆画像与一堆数学变量的集合。

　　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林林总总的“中间形式”，比如将RTS和《欧陆风云》结合起来的《全面战争》系列，还有以探索、侦察、扩张和统治为特色的《文明》系列。这些游戏的共同之处是：我们极少关心伤亡，而是更在乎如何进行高效的杀戮和奴役。正是因此，即使是现实中的温和玩家，在游戏中也常常蜕化成了极端分子或战争狂人。

　　早在2010年，就有一名叫莫妮卡·博茨（Monica Potts）的作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她写了一篇文章：”我是个女权主义者，为什么在游戏里成了保守派？”在文章中，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

　“在《虚拟城市》中，我用铁腕镇压工人示威，以便让城市变得更加稳定；我让妇女待在家中，以提高全体市民的道德感和满足程度，这和我现实中的立场完全相悖，但期间，我并没有感到一丝不妥。”

　　相信不少玩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尤其是在笑着按下“屠城”按钮的时刻——既然如此，问题来了：为什么在虚拟世界中，他们会“像国家一样思考”，并把信奉的道德和原则贬得一钱不值？

　　事实上，驱动他们的因素，和驱动美国总统轰炸平民的因素是一样的：他们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也成了“体制”的一部分，为更好地掌控局势，他们必须跳出“普通人的视角”。

我们为什么要跳出“普通人的视角”？

　　我们观察这个世界，总是要透过远古的浑浊。

——约翰·格雷，《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作者

　　有史以来，人类在文化领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普通人的视角”完美无瑕。细菌可以根据环境变化做出反应，树木可以释放挥发物与外界交换信息，甚至是鸟类也可以对地震做出预报。在我们周围，几乎所有生物都在以自身的视角感受世界，进而做出各种反应——这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然而，这种方式也有它的局限。

　　作为一名哲学家，约翰·格雷在2002年的著作《稻草狗》中写道：“从优胜劣汰的角度说，真理比谬误其实没有多少优势。”这是因为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决定优胜劣汰的并不是某种生物的“行动”或“看法”有多么正确，而是在于它们的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有多么强悍。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谈到“个人利益”这个问题，我们也许有更深刻的认识，但另一个方面说，这种观点其实很狭隘：因为社会要想实现高效运转，往往需要全体成员的协作，这时便产生了对“稳定”和“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呼唤。

　　从这种角度看，跳出“普通人的视角”成了一种必须，而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像国家一样思考”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其产生的利弊又如何？

我们为何会选择“像国家一样思考”

不能用虚幻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国家行为。

——亨利·摩根索，前美国财政部长

　　1998年，美国人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一本名为《为什么一些改造环境的尝试失败了？》书中简述了国家的历史。他指出，早期的国家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对手中的资源缺乏全面的认识。

　　比如，在古代，森林往往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供木材，是狩猎的场所，还可以供养居民。尽管意义重大，但管理森林的官员却更在乎账本上的数据：比如，这里是否有值钱的木材？这里的树是不是生长很快？这片森林是否靠近市集，从而便于木材出售？随着官员们愈发在乎木材收入，他们的视野逐渐变得专业和狭隘。很快，在他们眼中，森林不过是一处木材产地，至于它的额外价值，则遭到了选择性的忽略。

　　斯科特在书中写道：

　　“（出于类似的原因），国家机关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责任，像一位生态学家研究森林那样，关注社会的每个领域。为方便工作，他们更愿意把社会抽象成某些统计数据的集合，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管理。事实上，直到19世纪，各国政府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因为它们的工作只有收税、执法和取缔等。”

　　就像植物、动物和人类一样，国家也只在乎与自身有关的事情。然而，国家除了对环境做出反应，还能主动改变环境。有时，他们会对社会进行改造，以便让它的运转更符合国家的意志：在语言、服饰、城市规划和度量衡等领域，相关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比如说西班牙的城市布尔戈斯（Burgos），它的道路以城堡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很多人认为，这种格局纯粹是艺术设计的产物，然而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权力才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作为布尔戈斯的设计者，建筑师阿尔贝蒂和帕拉迪奥都认为，鉴于敌人可能潜伏在城内，道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军队快速部署；所以，在设计时，他们令所有主干道都采用了放射状布局，而且大多笔直宽阔，目的就是一旦发生紧急状况，就能让士兵尽快赶赴城市各地。

　　这种趋势在近代更加显著：事实上，如果注意古代城市的规划，会发现它们虽然混乱，但所有人都有足够的居住空间；而到19世纪之后，出于集中规划和公共安全的考虑，大城市才开始修建宽阔的街道，并限制了居民随意扩展宅基地空间。一切都是基于一个理由：只有服从自上而下的规划，才能让城市以更高的效率运转。

　　上述安排其实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的牺牲上，无可否认，它促进了社会进步，但有时这些安排的结果适得其反，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二战中的种族灭绝。

　　为了民族的荣耀；为了正义的复仇；为了清洗掉社会的“病毒”；为了给国家获取生存空间……这些疯狂的行为都来自“像国家一样看问题”，且背后都有完善的理论支撑，但其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这就是缔造了一个尸横遍野的大陆，这也是我们玩RTS时的心态：因为游戏设定使然，我们必须居高临下地看问题，这让我们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射在少数几个“属性”和“指标”上，比如“经济效率”和“道德水平”，进而忽略了其它一些同样重要的事情。不仅如此，这些游戏与日常生活的联系非常松懈——这让你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所有完全不会察觉到上述行为产生的伤害。

　　当然，在现实中，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已经很少有人如此肆意妄为。许多游戏也加入了道德选项，以便对玩家误入歧途做出防范。然而，这没有解释一个问题：作为人，我们为何会放弃像普通人一样思考？对此存在一种解释，这需要我们放弃普通人的视角才能理解。

“像国家一样思考”会带来满足——如果你认为选择是一种折磨

　　就像尼采在《上帝死了！》中提到的一样，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愈发陷入了某种痛苦的处境。因为随着社会进步，我们却愈发感到困惑和不安：

　　成为医生还是律师？拥抱理想和还是服从现实？和女朋友分手还是维持关系？我们是谁，我们该做什么，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们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以获得内心的平静和释然，而上述困惑其实都能概括为一点：我该采用怎样的标准来做出选择？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处于权力顶峰的人们。由于自身代表了国家机器，他们的决定与千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面对种种矛盾，最简单明了的的解决办法是放弃原本的立场，站在国家的角度，让视野更变得更专业（或者说，狭隘），当你做到了这一步，会发现许多问题将烟消云散。

　　不仅如此，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作品，《人、国家和战争》还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虽然政治人物的个性和文化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事件的起源，但要想真正理解“国际政治”（或者说即时战略类游戏的“系统”），你必须跳出个人的视角，转而从国家的角度审视一切。

　　事实上，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现实还是游戏，无论统治者还是玩家，一旦成为国家的化身，它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某种“野蛮”的环境。在其中，并没有一个监督者来对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约束：其中虽然有好人，也有不少人保持中立，但大家并不确定谁会攻击自己，这时，所有人就都有理由保持警惕，甚至是先下手为强——这就是所谓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用更简单抽象的方式来形容，在权力、战争和恐惧的作用下，人有时必须放弃信条，转而拥抱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这就成了他们的放弃像人一样思考的根源。

　　对政客和玩家而言，这种解释必定会如释重负，不仅如此，拒绝“像人一样思考”带来的除了安慰，还有满足：它让你摆脱了自由选择的困扰，并获得告别无聊生活的愉悦。按照哲学家弗洛姆在《逃离自由》中的说法，在现代意义上，一个人生来不是自由的，也不可能孤立于社会而存在。不仅如此，由于“社会地位”的存在，从诞生之日起，他便成了体制的一部分，你几乎无法改变这一点，也正是因此，他们人生的意义将变得格外苍白。

　　这就让人陷入了矛盾：一方面，你身不由己，无法理解自身存在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你又时刻需要选择，但这些选择其实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反差剧烈地压迫着你的神经，让你想方设法寻求逃避，让许多人在抵达权力巅峰之后抛弃了昔日的信条，转而“像国家一样思考”；也正这种心态，让我们扎进了战略类游戏中，并做出了种种有别于常态的反应。

　　在《魔戒》的作者托尔金看来，这种逃避既是一种自我安慰，更是对现代社会的抗争：

　　“难道我们不该对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选择逃避？或者对人吃人的工业社会表示抗议？……通过获得另一重身份，人类能获得某种自我安慰，进而获得一丝喘息的机会。”不仅如此，你还会注意到，在另一个世界中，“正确”还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这让我们对抛弃原有的立场更加坦然。

　　总而言之，虽然对现实于事无补，但可以负责任地说，“放弃像人一样思考”其实是人类趋利避害的产物，毕竟，在虚拟世界中，这么做能让你一举一动充满了意义，进而获得某种简单的满足：不仅如此，其中规则还非常容易掌握，这些都给了我们不同于现实的内心感受。同理，放弃原则的政治家们肯定也有类似的冲动——一切都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一切也都是为了个人的满足，尽管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在对待公众的态度上，他们将变得更加严厉和冷酷。

　　在文章最后，我们难免会回到一个问题：该如何看待“像国家一样思考”这个事实？对政治家，我们很难做出评价，但对玩家，相信其它人早已给出了结论——它无可指责，除非你混淆了虚幻与现实的边界，并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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