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武堂：沙漠之狐隆美尔（下） 声名赫赫 仍难逃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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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托布鲁克被攻陷之后，通往埃及的道路已经洞开，隆美尔决定乘胜追击。此时，他们距苏伊士运河只有一道屏障——这就是所谓的“阿拉曼防线”，英军在当地补充、休整，并迎来了新指挥官——当时尚不为人知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同时，强大的增援也投入了战斗，对隆美尔来说，真正的考验其实刚刚到来。

阿拉曼之路

　　隆美尔不断派人将增援请求呈送给柏林，但这些请求无法改变的，是德军状况捉襟见肘的事实，他的运输船被潜艇和飞机（基地是马耳他）一一击沉，战争的天平正在向英国人倾斜。

　　隆美尔依旧执意进攻，1942年8月30日，“非洲军团”闯进了一个致命的陷阱中，当天的战斗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先头部队陷入了巨大的雷场，并遭受了坦克和反坦克炮的交叉火力……翌日清晨，英军战斗机对不能自拔的德军进行低空轰炸。仅仅48小时，非洲军团便损失了3000名士兵和三位将军。”

　　“随着进攻的失败，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最后机会也失去了。”隆美尔哀伤地写道，不仅如此，另一个敌人也蠢蠢欲动——他的健康状况随着战局不稳愈发恶化：黄疸病、慢性胃炎和神经衰弱……这些让隆美尔无法长时间站立。

　　1942年9月，隆美尔将指挥权交给了装甲兵上将施图默，自己返回国内养病；而另一面，在阿拉曼，英军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一组数字对比可以描述德国人的困境：在1942年10月，他们是10万人对19万人，500辆坦克对1440辆，299门重炮对2311门，为抵消兵力劣势，他们只能在前线大量布雷。

　　但在物质优势面前，精心的筹备是没有用的。10月23日，英军打响了筹备两月之久的反击，他们在突破口部署了900门重炮，平均每6米一门，在这天深夜，这些火炮每门都发射了300枚炮弹。甚至德军精心布置的阻击阵地都失去了作用，因为沙漠下的地雷都被炮弹爆炸的冲击波引爆。作为隆美尔的继任者，施图默在赶赴前线途中座车被炮火击中，他在精神恍惚中死于心力衰竭。

　　隆美尔沮丧地返回了非洲，他向希特勒要求支援——但作为回应，后者提供的只是无数张空头支票，按照描述，他们将得到最新的虎式坦克，一批意大利军队也将作为增援抵达——但考虑到后者低下的战斗力，这些“增援”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嘲讽。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希特勒本人的命令：如果“非洲军团”不能取得胜利，就必须“光荣地牺牲”——这实际是对3万名官兵的死亡判决书。

　　最终，在没有等到上级答复的情况下，北非德军的撤退开始了。他们的处境很绝望，补给和弹药都已耗尽。“死去的人是幸运的，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已结束。”隆美尔在日记中写道，为减缓英军的追击，他能做的只是命令工兵埋下大量爆炸物和诱饵地雷。

　　在阿拉曼战役失败后，非洲军团被盟军全歼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为挽救“沙漠之狐”不可战胜的神话，希特勒最终在1943年3月把隆美尔从非洲调回。到5月中旬，余下的非洲军团残部向盟军投降。不仅如此，纳粹政权自身也陷入了一连串的军事危机。1942年的夏季攻势以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收场，盟军轰炸机成群结队地掠过德国上空。尽管第三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但希特勒完全没有结束战争的打算，他对局势的看法是：“伟大的民族必须轰轰烈烈地去死！如果德国人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它就应该腐烂。”

败局

　　在这样的局势下，隆美尔在1943年底来到了法国，人们都被他的情况惊呆了：自从非洲战役结束之后，他一直生活在失败的阴影里。到任不久，隆美尔就对前线作了一次旋风般的视察，而视察的目标就是著名的“大西洋壁垒”。

　　1943年前，在欧洲大陆，万字旗到处飘扬，对骄傲的纳粹政权来说，修建工事几乎毫无必要，但当德国军队愈发陷入战争泥潭之后，所有的地区似乎都已岌岌可危。从1942年冬天开始，希特勒越来越多地谈论起防御：“从挪威北部到比利牛斯山脉，将建造起一道壁垒……我的决心是，一定要令这道壁垒在敌人面前坚不可摧。”

　　但这纯粹是自我安慰，在1944年之前，所谓的“欧洲要塞”不过是一张图纸。然而希特勒却对这个想法神魂颠倒，而隆美尔也支持这个决定。隆美尔认为，挫败盟军进攻只有一个办法：在滩头予以迎头痛击，出于这个原因，步兵也好，坦克也好，都必须在靠近海边的工事中严阵以待。

　　作为副官，赫尔穆特•朗格上尉清楚地记得隆美尔视察诺曼底的那一天。他站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慨叹道：“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可以阻止敌人——那就是在登陆时分，敌人的海空优势会切断道路，让预备队无法赶到……入侵的最初24小时将是决定性的……对同盟国和德国，这都将是‘最长的一天’。”

　　正如在北非的沙漠中一样，隆美尔在法国也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然后乘着敞篷轿车开始视察防区。“他是一位不寻常的士兵，而且对技术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他的建议也往往一语中的”，他的海军联络官鲁格少将回忆道。在他的督促下，也在当地驻军和劳工的忙碌下，诺曼底正从“黄油前线”变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据点。

　　这座要塞的前沿由拒马、水雷和水下障碍物组成，其间点缀着500万枚地雷，在漫长的防线上部署了10多万名士兵，他们在铁丝网环绕的地堡、掩体中据守待命。能搜罗到的每一门大炮都被部署到沿海炮台中，在它们周围修建了掩体和隐蔽阵地，彼此形成了交叉火力，在关键地区，隆美尔甚至弄到了名为“歌利亚”的自爆坦克，这些车辆可以从堡垒中遥控，以冲向猝不及防的登陆大军。

　　尽管如此，“大西洋壁垒”仍远非尽善尽美，除了少数伞兵和装甲部队，多数驻军谈不上训练有素。他们的装备是陈旧的，人员由35岁以上的中年人、稚气未脱的少年和各种病员组成，其中的空缺则由变节的苏联战俘填补。诺曼底的一名军长抱怨说：“军火库里没有弹药，雷区没有地雷，大批人员身着军装，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士兵。”

　　在隆美尔看来，这样的局面只能引向一个结果：溃败。更不幸的是，盟军掌握了空中优势，让德国人的不对只能“像钉子一样被钉在地上”。随着夏季的来临，登陆已经越来越紧迫，在1944年6月初的一天，BBC电台开始播放魏尔兰的诗句。对交战双方的情报人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暗号，意味着登陆将在48小时内启动。尽管危机一触即发，但上到希特勒，下到前线的普通士兵，都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毫无察觉。

诺曼底：末日倒计时

　　6月6日，在诺曼底北部的一座掩体中，一名炮兵少校见证了盟军舰队开进的景象：“海面有至少1万艘舰船，它们正在向我逼近，简直就像一面密不透风的墙壁！”——这份惶恐的警报充当了诺曼底登陆的序章。德国报纸对随后的场面描述道：“敌军徒劳地不停发动进攻，而我军士兵早已严阵以待，用手中的一切武器展开斗争。”但是前线的士兵们却知道，这些描述只是不折不扣的臆造：他们只能躲在树篱和堑壕中，希望以此获得一些安全感——有人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但愿敌人不会注意到我们的工事，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伤害到我。”至于士气，在此期间更是低落是倒了极点。

　　在这最危急的时刻，隆美尔——这位驻法德军的最高主官——却从出人意料地没有在场。6月6日上午10点，隆美尔正在家中为妻子庆祝生日，随后准备前去与希特勒会面。突然间响起了电话铃声——凭多年来的本能，在拿起听筒的那一刻，他便意识到了这就是自己之前所说的、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在前线，面对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他的部下正在为战斗竭尽全力。

　　一切取决于装甲部队。在滩头以南的一座农庄，德军第22装甲团团长的奥珀伦-布罗尼科夫斯基正从坦克中探出头来，在他身旁站着只有一条腿的军长埃里希•马克斯。后者神情凝重地下达了进攻指令。按照隆美尔的构想，这个装甲团将像铁锤一样痛击敌人，但当他们以教科书队形徐徐前进时，却被强大的火力连续击毁。当时，盟军的兵力已经非常强大，仅在24小时内，他们就投入了10万人和数百辆战车。甚至可以说，在登陆最初的24小时，诺曼底战役大局已定，因为反攻的最佳时机已荡然无存。

　　在难熬的日子里，埃尔文•隆美尔视察了前线的部队，透过一连串被击毁的车辆残骸，他用坚定的眼光扫视着部下，向他们挥手，同军官们寒暄和交谈，所有人似乎又一次流露出了希望，但在回去的路上，隆美尔却目光凝滞，一言不发。他清楚一切都将结束。第三帝国的事业将化为烟云。

死亡比生存更艰难

　　仿佛故意要将处决变成一场凌迟，从大西洋吹来的风暴席卷了法国北部，在大风和阴雨的掩护下，隆美尔开始将支离破碎的前线重组。他把坦克见缝插针地塞进各个防区的空当，他的机动部队不再蜂拥而上迎击敌人，而是据守在了遍布树篱的阵地中——这让战场成了无数个小型的绞肉机。7月，一场决定性的坦克战在卡昂以东爆发了，在这里，德国人将遭遇他们的老对手——蒙哥马利。

　　这次攻击发生在7月17日。在英军的历史上，它又被称为“古德伍德”行动。作为进攻的序幕，1595架轰炸机投下了4000吨炸弹，剧烈的冲击波掀翻了57吨的虎式坦克。蒙哥马利从高处观察着战斗队形，一个个旅和团正在毫无阻碍的状态下进攻。几小时内，其前锋部队已经突入德军防线7.5公里。突然，在英国人的视野中出现了德国坦克，它们得到了88毫米炮、反坦克炮和远程火炮的支援——在这个教科书式的陷阱中，英军在短时间内就遭到了惨重打击，熊熊的火光映亮了诺曼底的绿色原野。

　　隆美尔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创了对手,就像他在1940和1941年所做的那样。但此时的他却无法为胜利而欢呼了：1944年7月20日、英军终止“古德伍德”行动的当天，“沙漠之狐”头上缠满绷带，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就在3天前，在战斗即将打响的前夜，两架英军战斗机袭击了隆美尔的汽车，隆美尔在急刹车时被甩在了路上，头颅破裂，面颊骨粉碎，在医务兵和副官们的簇拥下，他被抬进了战地医院的手术室。

　　当被问及“沙漠之狐”的病情时，主治医生取来一块人造头骨，然后将它当众敲碎。“这就是隆美尔那时的情况，”一位医生后来写道：“但隆美尔依旧活着，即使算不上奇迹，但也足以让医学教科书因此重写了。”在受伤期间，身处黑屋的隆美尔仍然能够听到公路上络绎不绝的引擎声，还有马车轮毂发出的嘎吱声，以及伤员此起彼伏的呻吟声——这是大部队正在溃退，恍惚间，隆美尔意识到，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

　　与此同时，另一种危险也在降临，在隆美尔取得最后一次胜利的当天，也就是1944年7月20日，一群密谋者试图用炸弹刺杀希特勒。这些密谋者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如果行刺取得成功，他们将拥立一位真正的“军人领袖”。而在这一天，盖世太保发现隆美尔并没有在前线，而是“阴差阳错”地躺在了后方医院中。

　　对此，一位历史作者写道：“当英军袭击阿拉曼时，他不在非洲；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他在家为妻子庆祝生日；当刺杀希特勒时，他恰好不在前线。这些‘不在场’导致了‘沙漠之狐’的悲剧——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参与密谋的军官曾是隆美尔的属下。当时一份调查文件上写道：‘隆美尔与密谋者之间过从甚密，这与我接到的另一些、更为恶劣的报告完全一致。’”

　　8月8日，汽车从巴黎把隆美尔送回了他的家，邻居们常常看见这位元帅被搀扶着在花园里行走，军服上缀着一枚新得的金质战伤勋章，在私下里，他曾对一位随从说道：“我真希望自己能尽快痊愈，这样就可以重新返回前线。”但在政治斗争中，态度是最没有用的。就在回家之后不久，他的住所便遭到了盖世太保的监视。

　　从9月开始，隆美尔家里常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一次，他的男仆听见前门有莫名其妙的响动。邻居经常看见有人如影随形地跟踪着隆美尔，这显然是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而接下来等待着隆美尔的是一场可怕的震撼：1944年10月14日，德军人事部门主管布格多夫来到了隆美尔的家。就在几天前，布格多夫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国葬计划”：届时官方将用“突发心脏病”掩盖隆美尔的真正死因，而该小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准备好相关的新闻稿和葬礼仪式。

　　就在10月14日早晨，隆美尔穿着他最心爱的褐色上衣，和年轻的儿子曼弗雷德走在一起，突然，他若有所思地大声说道：“今天有两种可能：要么平安无事，要么今晚我就不在这儿了。”随后，布格多夫缓步走进了隆美尔家的书房，神色严竣地对这位前战争英雄说：“你被指控为谋害元首的同案犯。”这句话意味着，隆美尔——这位在世界大战中九死一生的将军，现在却要为他并不知情的一次阴谋死去。

　　在妻子和16岁的儿子简单告别之后，隆美尔穿戴整齐，步履蹒跚地踏上了来客的轿车，按照布格多夫的安排，隆美尔将在这辆轿车上服毒。轿车的司机后来讲述了“沙漠之狐”临终前的景象：

　　“车子驶入了一片幽静的森林，我不得不下车，我们沿公路往回走了一会儿，大约四五分钟，布格道夫叫我们回到车子那去。我见隆美尔坐在后座上，显然正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已神志不清，颓然倒下，啜泣着——并非是死前的那种挣扎或呻吟，而是在啜泣。他的帽子落下来，我把他的身子扶正。”在附近的火车站，葬礼的花圈已经从柏林运抵。

身后是非

　　10月18日，各处赶来的将校们都肃立在市政厅前，目送隆美尔的棺木徐徐远去，同时抵达的还有希特勒的讣告，其中写道：“隆美尔元帅的名字，将永远与北非的英勇战斗联系在一起。”但隆美尔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随着战争结束，人们最想知道的是：他究竟是希特勒的忠实信徒，还是一个真正的“反纳粹战士”？

　　答案也许兼而有之，事实上，在德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物的生平引来了如此多的争议，甚至在整个近代，也没有一个历史人物凝聚了如此多的纠结和矛盾。

　　当1938年，当德国军队奉命集体宣誓效忠希特勒个人时，隆美尔把希特勒视为德国的救星。但是随着战局恶化，隆美尔已经不再相信德国会打赢战争，他渴望与英美签署和平协议，“然后放开西线”，这样德国就可以腾出手来与苏联作战。然而与此同时，隆美尔又与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者保持着距离，因为在他看来，由于可能导致国家的总崩溃，“死希特勒一定比活希特勒更加危险”。

　　从某种角度来看，隆美尔的不归之途似乎也是拜自己的盛名所累。他是国人心目中战无不胜的英雄，即使非洲的惨败也被操纵描绘成与他毫无干系。他在公开活动与私人生活中没有任何污点，只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对手英国人对他敬畏、忌惮，又欣赏他的战场骑士风范。对密谋分子来说，恐怕没有比隆美尔更适合出任军事首脑的人选，因为他们早已注意到了普通人和盟国对他的认可，这也是许多密谋者宣称的、“隆美尔站在他们一边”的根源所在。

　　战后，隆美尔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形象经历过大起大落。战争刚一结束，隆美尔的遗孀就急不可耐地发表声明：“我愿再次重申，我的丈夫没有参与过1944年7月20日事件，作为一名战士他拒绝走这条路。我的丈夫从来都向最高层诚实地陈述意见、意图和计划……终其一生他都是一名战士，从来没有成为政客……”

　　其中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战后，德国人经常将“密谋集团”同“叛国集团”等同起来，因为战时的宣传已根深蒂固。然而，就在二战结束后不到10年，情况却发生了突如其来的转折——当冷战铁幕降临时，为应对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进而让德国加入欧洲防卫体系，英美对纳粹时代德军的形象做了“调整”，以便为重建德国军队的行为正名。而1960年代，这一做法，又得到了英国人的高调回应。因为在后者的宣传中，“二战”不过是一个从敦刻尔克撤退开始、经过阿拉曼、最后在诺曼底登陆中达到高潮的故事。为了让普通人了解英国军队的“丰功伟绩”，就绝对有必要拔高英国的主战场——北非的地位，作为这些战场上的主要对手，隆美尔形象也从历史的深渊中徐徐上升。

　　于是便有了今天的隆美尔，它是我们从电影、书籍和小说中看到的隆美尔，是一尊人造的化身。而那个真实的、信奉“上帝、荣誉和祖国”的隆美尔，只能活在老兵们记忆的最深层。这个“真实的隆美尔”留下了什么？在他的家乡乌尔姆，埋葬着他骨骸的坟墓上只竖立着一个孤独的十字架。在隆美尔战斗过的托布鲁克，一块不大的纪念碑居高临下地俯瞰着黄沙中的阵亡者坟墓。在利比亚陷入战乱之前，非洲军的幸存者们每年都来到这里，在石碑周围填上新的石头，并清理逐渐增加的黄沙。据说，当狂风呼啸、天空弥漫着炙热的飞沙走石、沙漠风暴又开始怒号时，他们还会再次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吼叫——“继续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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