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没有比“对华接触”更合理的选择
1971年，我陪同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中美两国关系的解冻开启筹备工作。1972年，在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的会见中，我和基辛格博士是仅有的两位参加会谈的美方官员。就在不久前，基辛格博士去世了。我对此感到万分惆怅，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世界和美国失去一位杰出的和平倡导者，我也失去一位宝贵的良师益友。其次，令人悲伤的是，近年来有很多人忘记、歪曲甚至玷污他的“遗产”。
20世纪70 年代，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以及全世界，基辛格都是最受尊敬的人之一。因“水门事件”而导致的宪法危机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发生后，基辛格是让这个国家团结起来并维持其国际信誉的关键人物之一。除了在对华关系中发挥历史性作用外，他还稳定了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并通过谈判达成了第一个主要的与核武器相关的条约；通过谈判结束了越南战争；促成中东和平迈出第一步。总之，在8年的时间里基辛格改变了美国的国际角色，此后他又撰写了富有远见的著作，为全球和美国领导人提供了咨询，并激发了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在外交政策方面更多的辩论。我会深深地想念他，或许世界也将如此。
当前有不少中美问题专家把眼下的中美关系比作一场“新冷战”。作为一名参与应对当年大国角逐的外交官，我认为现在与冷战时代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全球性大国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就像冷战时期一样，我们必须为目前的中美关系确定一个底线，以避免两国发生直接冲突。因此，如同当年美国与苏联达成的多项协议一样，中美两国也需要建立“护栏”并进行军事交流，以防止发生误判和事故。中美各个层级都应该保持沟通，这样有利于探讨彼此的红线和核心利益。
现在的中美关系和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也存在重大差异。美国和中国之间有着广泛且不可切断的经济联系。因此，拜登政府对中美经济关系采取的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这和美国当年对苏联实行全面遏制是不同的。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学生、科学家、文化和媒体等非经济领域的两国交流，我们应该对此予以支持。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这种交流要少得多。
此外，美国应该从冷战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即不要认为我们的对手有“十英尺高”，并通过在国内表现得歇斯底里和各种政治诽谤来应对我们的全球挑战。由于目前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不健康且极化严重，能做到这点非常困难。
在美国国内，有一些人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对美国是战略失败，恰恰相反，我认为，两党政府几十年来所追求的“接触”进程（不仅仅是政策）并非像某些修正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是失败的。
因为无论从50年前还是现在看，除了“对华接触”政策之外，没有什么更合理的选择。采取遏制政策根本不可能，因为世界潮流不是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无论如何都会崛起为一个强国。“接触”政策并不是天真的，历届美国政府也在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盟友关系。通过“接触”政策，人们希望中国向世界开放，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带来了许多好处，比如在经济等领域的互惠互利，在重大经济问题以及各种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应抛弃“战略模糊”政策，因为转向“战略明确”将摧毁半个世纪的一个中国政策，颠覆我们与北京的关系，并为台湾一些人采取挑衅行动“开绿灯”。
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到拜登政府加紧对中国获取高科技芯片的限制，给人的印象是中美关系中相互合作越来越少。最近，由于担心与中国完全“脱钩”带来的不良后果，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推出了“去风险化”的提法。正如前面所说，冷战时代与现在的经济关系存在根本差异。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很少，除了粮食协议等一些合作之外，美国的政策是对苏联实行全面的经济遏制。我们目前对中国实行在安全相关的领域里 “去风险”的政策，而不是试图“脱钩”的政策。中美两国拥有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美国在保护敏感领域的同时，不应损害这些经济利益。由于供应链、第三国的参与、双重用途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所附带的不良影响，“小院高墙”将很难实施。拜登政府实行的是增强软硬实力的“投资”、加强盟友关系的“结盟”和基于这些支柱的“竞争”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演变与变化。在两国开始接触及建交之初，我们的关系主要是战略性的，包括制衡当时的苏联，而且当时的中国比较贫弱。中美关系发生变革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中国显著且迅速地崛起，不仅成为地区大国，而且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方面成为全球大国。这就产生了老牌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动态。历史告诉了我们这种变化带来的复杂性，甚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因此，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起起落落，尤其是政治和国家利益方面发生的不健康紧张关系。不过，随着交往的增多，两国互利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多。
现在，在两国关系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存在的挑战是通过沟通、交流、建立护栏和规则以避免无意或者有意的冲突。与此同时，除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之外，我们还可以而且应该在某些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这些符合两国共同的国家利益，而不只是对其中一方有利。如果没有两个大国的合作，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流行病、核问题及防扩散、全球经济，以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作者温斯顿·洛德是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本文由卡特中心“中美印象”执行主编张涓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