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苗绿：西方热炒“全球南方”概念，中国如何应对？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概念近年来有所升温，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更是掀起了一轮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攻势。例如，欧洲领导人表示要同“全球南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南北合作”专场讨论，强调西方要争取“全球南方”；日本作为七国集团（G7）轮值主席国主张G7加强与“全球南方”关系，并邀请发展中国家参加今年的广岛G7峰会……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2023年全球政治最有意义的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有影响力。
“全球南方”的内涵是什么
实际上，国际上对“全球南方”概念范围、定性等迄今未有统一界定。根据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的定义，“全球南方”主要包括77国集团和中国，涵盖广大亚非拉地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全球南方”研究项目主任安妮·加兰·马勒认为，“全球南方”这个概念现在有三个主要用法。在国际组织中，“全球南方”常用来指代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这种基于国家的理解在深层次上源于冷战时期的政治思想。在学术界和社会运动圈子里，“全球南方”在地理意义上更加灵活，它指的是受到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地区和人群。换言之，有些经济意义上的“南方国家”存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北方”，也有些经济意义上的“北方国家”存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南方”。这种地理灵活性带来了“全球南方”的第三层含义：一个彼此认可、处境相似的全球政治共同体。
在这些表述含义下，“全球南方”基本上可以认为是“非西方国家”的另一种定义。它的特征表现为经济上的不发达、政治上的多边主义联盟和意识形态上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共同体。“全球南方”和所谓“南方国家”都追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但“全球南方”的内涵超越地理边界和“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范畴，更多指的是美西方主导下世界体系中的弱势国家，更强调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
中国此前一直被认定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和重要一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4年的倡议中，明确将中国列入“全球南方”阵营中。同期，西方学界和许多媒体在提及“全球南方”时，将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视为“全球南方”的天然领导者或重要成员。但当前也有国家没有将中国视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国与印度争夺‘全球南方’领导权”这一说法在西方叙事中也常常见到。
当前，西方官方文件仍较多使用“发展中国家”等概念。华沙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欧盟的官方文件中并未使用“全球南方”这一术语，而依旧使用“发展中国家”或者“伙伴国家”。在今年广岛G7峰会的公报中，也未出现“全球南方”这一术语，而是使用了“中低收入国家”或具体的地区如“非洲”“东南亚”等。
为何在地缘政治中备受青睐
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面对俄乌冲突下世界政治格局“阵营化”“集团化”趋势，多达80多个国家没有选边站队参与对俄战略打压。“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追求对外政策独立性和强化“不结盟”立场，作为一支新的世界政治力量加速崛起。
如果将“全球南方”视为一个国际群体，那么近年来，“全球南方”之外的大国不断出台各种计划和倡议，强化与“全球南方”的联系，以期获取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些计划和倡议当中，最有名的当属美国的“重建美好世界”（B3W）和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
可以明确的是，各方争取与“全球南方”合作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即使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利益诉求相差也比较大。美国通过强化与“全球南方”的联系，一方面试图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企图以此来构建对华包围圈，孤立和打压中国。欧盟谋求的地缘政治利益则更加复杂。一方面，欧盟强化与“全球南方”的联系，仍有维护欧盟成员国在其前殖民地利益的意图；另一方面，欧盟也在借强化与“全球南方”的联系，提升其在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方面的安全性，实现对俄和对华的“去风险化”。同时欧盟认为，自身要建立非美非中的第三条通往全球秩序的道路，需与“全球南方”扩大重要的“共同利益”。
印度和俄罗斯也在“全球南方”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度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开始将自身定位为“西南大国”（south-west power），即“在战略目标和价值观方面与西方深度交汇”，同时“深深植根于全球南方”。印度试图成为“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一座桥梁”，通过重新引领“全球南方”构建新的外交平衡，进而巩固自身大国地位。
俄罗斯则希望争取在“全球南方”中获得更多盟友。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都没有加入对俄制裁阵营，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俄罗斯对其积极争取有关。为应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俄罗斯的外交重点转向独联体、亚太、中东和非洲地区，体现出显著的“多元化”“南方化”趋势。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俄能源、食品、化肥等商品进口依赖程度高，使得这些国家很难与俄真正“脱钩”。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接触，俄虽有维护其大国地位的考量，但更多的是要强化与“全球南方”的立场协调、理念对接乃至框架合作。
如何应对“全球南方”的兴起
“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其兴起为深化南南合作创造了新机遇，但西方国家插手“全球南方”事务也将带来潜在不利影响，或激化南北矛盾，加剧世界的分裂和对抗。对此，我们也当早做准备，展现大国担当。
一是加强对“全球南方”的理论研究。西方已经成立了若干“全球南方”智库、研究中心或就“全球南方”课题展开了相关研究。国内各机构也应开展“全球南方”相关议题研究，如“全球南方”的定义、内涵和具体合作方向，以及更为详尽且与时俱进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等。还可鼓励支持建立“全球南方”智库或研究部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关智库就“全球南方”相关议题开展联合研究，建立交流机制。可推进新政治经济形势下的“全球南方”研究，使之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民族解放和反殖民主义等相关理论联系起来，实现理论创新。
二是坚持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发挥大国引领作用，增强“全球南方”凝聚力。“全球南方”兴起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大势，但因具有反西方色彩，其发展不会一帆风顺，而其松散性、差异性也意味着抗风险能力较低且容易被分化。因此，尽管当前有少数声音将中国排除在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南方”国家行列，我们要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南方”群体中，密切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多发挥主导性、引领性作用，增进“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凝聚力和组织协调性。避免置身“全球南方”之外，形成“中美欧+全球南方”格局。俄乌冲突持续加速世界格局重塑，在此过程中，我们可提出并推动构建一个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诉求的国际大环境。
三是需淡化“全球南方”领导权说法，不断增强金砖国家国际影响力。印度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印度是今年G20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的轮值主席国，中印关系有机会实现改善。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大国可与其他国家一起就“全球南方”国家关心的发展议题增进协调合作，共同发挥金砖国家在引领对接“全球南方”合作机制上的积极作用，推进金砖国家扩容进程。就“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可持续发展及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完善等议题，中印可充分发挥并增强“金砖+”国际影响力。
四是着力打造“全球南方”主题论坛等交流机制，增进与“全球南方”国家官方及民间交流合作。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对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有较大吸引力，在诸多发展问题上也有较大合作空间。目前，我国已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等交流机制，随着“全球南方”兴起，或可打造“全球南方”主题论坛等多领域交流机制，邀请广大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或高级官员及产学研界人士来华参访交流、达成合作。并可在促进南南合作过程中增强标准制定能力，就当前尚未完善国际合作规则的领域（如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等）进行深入探索，积极参与并推动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合作规则。
五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可在增进南北合作上发挥独特作用。一方面，我国是南方国家崛起的代表，也是南方国家重要的发展资源，与南方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相互需求性和互补性高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合作经验丰富成熟，随着新一轮制度型开放推进落实，我国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美欧等发达国家仍具有较大吸引力。对此，在协调“全球南方”国家步调立场，增进南北国家交流与合作，避免南北方矛盾升级及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完善上，中国可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作者分别是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