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破解大国改革的独有难题
开栏语：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方面面，“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了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本报今起开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大家谈”栏目，邀请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就此展开探讨。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次全会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19世纪末开始，多个大国相继进入改革的阶段。然而，人们发现，美国、苏联、法国这样的大国却存在改革的难题。认真分析这些难题，我们不难发现，大国改革存在着共识难题、利益难题、制度难题、全面难题、系统难题等一系列难题。反观中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代表了破解大国改革独有难题的一种努力。
大国改革存在共识难题。国家越大，越是难以就改革达成共识。大国不仅利益诉求分化多样，而且大国的公民常常会在民族、宗教、风俗、习惯、心理等诸多文化因素上存在着更加复杂的多样性。以当代美国为例，在党派、性别、宗教、族裔等很多方面，人们很难达成共识，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极化，甚至在堕胎、持枪等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裂。这种情况使得美国上下很难就改革达成共识，也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效。
中国的改革破解了大国改革的共识难题。改革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如果从1978年算起，到2024年，从全党到全国取得一致共识的改革已经进行了46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的重要资料汇编当中，每一册汇编都会以大量的篇幅提及改革，最少的也有125次，最多的高达1243次，足见党对改革的重视。这些改革，基本上都得到了落实。我们对1979年到2023年间能搜集到的1922份省级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不完全统计，提到5次以上的改革类型就有149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届三中全会都以改革为主题，推动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此次全会公报更是50多次提及“改革”，位列第一，与“现代化”“发展”一起排进前3名，足见此次全会对改革的重视程度。
大国改革存在利益难题。大国改革涉及面广，利益分化的现象比较严重。苏联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一大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成了代表特权利益的政党。苏联解体前，当时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因而出现的党争是美国政治无法破解的难题。同时，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更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助推了极化效应和撕裂结果，使得不少大国的改革无法达成共识，举步维艰。
中国的改革破解了大国改革的利益难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就从根本上破解了大国改革的利益难题。正是因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党才能更好地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大国改革存在制度难题。大国改革涉及的地域范围广、人口多、事务类型杂。一方面，这使得大国成功的改革很难形成制度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国的改革因制度僵化而很难成功。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200多年前就已经制定，其中有很多不合时宜的制度性规定。然而，由于制度僵化、程序繁琐等多种原因，使得对宪法的改革几乎不可能进行。美国已故的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就曾经对此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给予严厉的批评，但他最终也只能是悲观地接受现状。
中国的改革破解了大国改革的制度难题。实际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着重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新提出的改革举措。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改革，还善于将改革的成果制度化，并能够始终推动制度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状况，破解了大国改革的制度难题。
大国改革存在全面难题。改革常常由事件牵动，这也意味着改革很难形成全面性。有的时候，大国改革在局部取得成功后就鸣金收兵；有的时候，改革在局部受到阻碍就半途而废，无法形成全国性影响。在美国历史上，从1890年到一战，曾经有过一段被称为“进步时代”的历史，然而，那段改革却没有推向全面，只是在某些方面起了一些变化，没有对美国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改革破解了大国改革的全面难题。中国在改革之初，强调了中心突破的改革。“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种改革的最典型体现，这在改革之初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依次铺开，也奠定了中国改革“全面推进”的主基调，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以“全面”为特征的时代。此次全会公报提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在《决定》中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说明了中国改革全面性的不断深入。
大国改革存在系统难题。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指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但它仍然保留的毛病最终断送了自己。这就是大国改革不全面、不系统的结果。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兵突进的改革是无法成功的。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不等于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是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同时开展一系列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突破了大国改革的系统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加强调全面发展，强调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在坚持系统观念的基础上彰显了全面发展的理论品质。此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分别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多方面全面地阐释了中国的改革，使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了更加系统的布局。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也成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
总之，因为地域广、人口多，事务杂等各方面原因，大国改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难题，成为制约大国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改革，破解了这些大国改革的独有难题，正走在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作者是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