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景泰：互联网社群圈层化并非无迹可寻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后，美国多地爆发支持和反对堕胎群体组织的大规模游行。多处危机怀孕中心被反堕胎群体涂鸦或砸窗，部分地区警车被破坏，主干道被路障阻断，这些行动规模之大、波及之广、手段之多，都让人对美国反堕胎群体的规模、影响力有了新认识。过去，美国反堕胎群体是个规模较小的边缘性组织，但近年来，这一群体迅速发展壮大，甚至获得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其实不只美国，在不少国家和地区也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原来较为边缘化的群体，骤然间就获得了远大于其参与者人数的影响力，甚至具备了聚焦整个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能力，成为舆论场的中心。
这种边缘群体的中心突破现象是互联网对社会群体结构重组并对个体进行赋能的结果，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基于互联网形成的跨国化社群圈层新动向，以及集体行动新趋势。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网络社会的崛起，社群关系被重构，新的网络社群结构模式被重新塑造。具体而言，当下网络场域的特点不仅在于其跨地域、全时空的覆盖性，更在于移动互联技术助推下形成的群体分化和议题分化。正如美国信息专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当年的预言，网络传播引发的信息革命把人类带入到“沙皇退位，个人抬头”的“后信息时代”，大众传媒帝国逐渐瓦解，任何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中驰骋，权力从传播者转移到接收者这端。在这种趋势下，网民基于自身立场、兴趣、观点、专业等要素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网络社群。与传统社群相比，网络社群的形成是一种“自发秩序”，是人的行为的产物，而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换言之，在互联网逻辑主导下聚合的网络社群，呈现出圈层化的结构特征，有高度的群体自觉性、情感凝聚力和身份认同度。可以说，圈层化的网络社群打破了传统“现实社区共同体”的孤立性、分散性、边缘性等诸多限制，建构了一种跨地域集群，是价值立场聚合与情感传染黏合推动下形成的“网络虚拟社区共同体”。
首先，共同的价值观是形成共同体的核心要素。特定的价值观为网络共同体提出了一种中心的组织思想，或一个合法的信念体系，是一种相对持久的框架形态，其具体体现是社会思潮。基于社交媒体，社会思潮在孵化平台、传播路径以及催生的行动方式上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目前，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均在互联网上拥有各自的地盘。当热点事件发生后，这些不同思潮信奉者的舆论表达与社会行动就会被激活，并通过链条式的扩散传播模式，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从而形成特别的网络社群圈层。
不仅如此，社交媒体还助推形成了跨地域的情感共同体。社交媒体为情感的跨地域、跨群体和跨文化的即时传播提供了可能。在网络热点事件中，以焦虑、愤怒等为情感内核的内容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中传播，并通过转发、评论、点赞等传播行为进行群体表征，从而形成情感共同体，这是“想象的共同体”基于社交媒体平台出现的新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提出“情感部落”的概念，部落成为情感共同体的隐喻。这恰恰体现了“后真相”政治的特点，即身份与情感，而不是事实与真相，成为维系和主导群体行动的因素，“认同”成为超越一切的群体凝聚动力。
除了价值驱动与情感驱动之外，当下流行的大数据与算法技术又为网络社群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技术驱动力。随着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再加上用户群体与用户需求的多元化和细分化，实现内容与用户的精准匹配才能增强用户黏性、提升传播效果。因此，积极利用大数据，准确刻画用户群像，深度把握用户特点，根据不同的用户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成为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的通行做法。在此背景下，具有人工智能倾向的算法迅速渗透进政治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并表现出强大的威力，出现了算法政治的趋向。在通过系统算法了解用户喜好后，有针对性地输出更多类似内容迎合用户，同时去预测下一个“引爆点”，让平台在内容层面始终保持活跃度，使得相关内容不仅在一个平台内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同时还被转发到其他社交平台，形成多节点、跨平台的传播链条，这也进一步推动了特定网络社群影响力的提升。
在互联网的赋能之下，虽然网络社群的舆论表达与集体行动效果大大提升，但这种圈层化的趋势也会导致明显的群体分化与舆论极化，因为网络社群表现出高度的圈内同质、圈际异质的特点。当其舆论表达极端化、模式化之后，就形成了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即一些话题成为众多社群关注的敏感点和话语权争夺的焦点，变成一点就着的“火药桶”。不仅如此，受制于信息茧房效应，一些泛政治化言论还会利用“政治正确”的外衣渲染公共事件的政治性，不仅制造群体撕裂和社会对立，分化社会共识，而且容易导致对公共事件的定性失误，诱导公共权力运行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压缩决策空间，这是网络社群圈层化趋势下更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