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去世700年，马可•波罗留下不少谜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今年是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没有任何时代的一个人像马可·波罗那样看到并找到了那么多的绝妙事物。”意大利文版《马可·波罗游记》里有这样一句评语。马可·波罗是促进中意友好的重要先驱人物之一。美国《生活》杂志曾评选4位在1000年至1999年之间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国人，马可·波罗就是其中之一。

17岁踏上东方之旅

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在一个威尼斯富商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尼科洛和叔父玛窦长期在外经商，马可被家族亲戚们抚养长大，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阅读许多古典名著。在商人家庭的氛围熏陶下，马可还掌握了估价、外汇交易和货船操作等外出经商的技能。

马可的父亲和叔父曾长期留居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之后，两兄弟来到港口城市索尔达亚（今乌克兰苏达克）居住。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君士坦丁堡一直处于拉丁人的控制之下，1261年，君士坦丁堡重新被拜占庭征服。时局动荡，回家之路道阻且长，因此尼科洛和玛窦转向东方，开始从事丝绸、宝石、毛皮、香料等贸易。

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待了3年后，他们在蒙古帝国使团的鼓励下前往蒙古帝国觐见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他们在那里受到优待，大汗对西方诸事颇感兴趣，垂询甚多，涉及国土治理、司法诉讼、战争、庶务以及教会等风俗。一年后，忽必烈派波罗兄弟回到欧洲，令其将一封信转交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信中，忽必烈请教皇派100名博学之人到东方，给他的子民传授西方知识，此外，忽必烈还希望获得耶路撒冷圣墓的灯油。

1269年，尼科洛和玛窦返回威尼斯，马可这个时候已经15岁了。两年后，波罗两兄弟带上17岁的马可乘船开启东方之旅，应忽必烈的要求，他们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带上一些灯油。新当选的教皇格里高利十世命他们携带礼物和文书前往中国，还给他们配了两名同行修士。由于没有找到称心的船只，他们选择走陆上贸易线，途经亚美尼亚、波斯和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们长途跋涉，穿越沙漠、高山隘口，走过各种崎岖地形，沿途遇到形形色色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1275年5月，波罗一家抵达了元上都忽必烈夏宫，忽必烈则派出皇家护卫队迎接。

被忽必烈委以重任

波罗一行人谦恭有礼地拜见大汗，将教皇所授文书以及耶路撒冷的圣油奉上，大汗热情款待，并对马可的到来表示欢迎。此后的日子里，忽必烈又将波罗一家带入元大都（今北京），马可开始熟悉中国风俗、语言，以及书法、战术，认为东方的战术“精练至不可思议”。见马可这个年轻人“甚聪明，凡事皆能领会”，大汗开始重用他，“见他学问精进，仪态端方之时”，命他为官方使节出使。大汗喜欢搜罗各地风俗人情，马可便格外留意出使途中的奇闻轶事和风土习俗，仔细记录以便返回汇报。

归来谒见之时，马可详细报告见闻，大汗及其下属都惊异不已，纷纷称赞。在忽必烈身边的十几年里，马可经常奉命出使往来各地，足迹到达缅甸、印度多地。“他人既聪明，又能揣知大汗之一切嗜好。”大汗对他青眼有加，提供优渥待遇。

忽必烈年近七旬时，波斯君主阿鲁浑之妃逝去，派使者前来中国请赐蒙古贵族之女为妃。大汗赐婚阔阔真公主，命波罗一家护送公主前往波斯。他们此行选择了海路，携带大汗转致教皇和欧洲君主的书信，以及600多名随从泉州登船出发。出发3个月后抵达爪哇，在印度洋上航行18个月后抵达波斯目的地。但他们到达时，阿鲁浑已去世，阔阔真公主嫁给了阿鲁浑之子。

一路行来，600人的队伍所剩无几。历史上对这次海上旅行的记载非常有限，马可的游记中也没有解释死亡人数如此之多的原因。人们进行各种猜测，包括坏血病、霍乱、溺水、海盗袭击等。

1295年，波罗一家途经黑海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终于返回家乡威尼斯。当时威尼斯正与邻近的热那亚发生激烈冲突，马可参加了对热那亚的战事，在指挥一艘威尼斯船作战时被敌方军队俘虏。随后他被囚禁在热那亚，狱中遇到一个名叫拉斯蒂切罗的狱友。此人来自比萨，是一位浪漫小说作家。在交谈中，拉斯蒂切罗很快被马可讲述的关于遥远东方的故事吸引，鼓励马可将自己的冒险故事口述给他听，他则运用自己的文笔描绘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马可·波罗游记》就这样诞生了——“那样的遥远，土地是那样的辽阔无边，既文明又富庶，远远超过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欧洲”。

“我只说出了我所见的一半！”

1299年夏天，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战争结束，马可与其他战俘被一同释放。马可回到了威尼斯，娶了一位名女子为妻，并与她生了3个女儿。他再没有出远门，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威尼斯，直到1324年1月去世。据传，马可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说出了我所见的一半！”他在游记中早已事先声明：“有些事情没有见过，而是从值得信任的人那里听来的。因此，那些见过的事即说见过，其余的都是听来的。”

马可逝世后，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游记中的一些“疏忽遗漏”产生诸多疑惑——他在中国生活了多年没有注意、甚至只字未提一些显而易见的中国事物，比如，为什么他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多次旅行却没有察觉到长城的存在？其中一种解释是马可走的是南方的某条路线，还有的解释说古长城并没有明代长城那么宏伟，所以马可没有提到它。而关于他的书中没有提及中国人喝茶等事宜，可能是因为他常与蒙古人一起生活，也可能是因为游记内容在监狱牢房中形成，且是口述，记录者考虑到读者的兴趣进行了取舍。

关于马可曾担任元代的高官，中国方面的方志史料均未有记载。不过，1865年一位法国汉学家考证认为，《元史》上记载的一位名叫“孛罗”的高官有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信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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