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少女“百合”是如何起源的

近年来，有着百合标签的ACG作品越来越多。仅是今年秋季动画，就有《突击莉莉》《安达与岛村》《Love Live！虹咲学园学园偶像同好会》等受瞩目的作品。前几年也有《终将成为你》《小林家的龙女仆》等大部分动画观众都听过的类型佳作。

而在观众热切讨论之余，一个从“百合”一词出现以来就被不断争议的话题也逐渐在舆论中扩散开：到底什么是百合？百合和lesbian有什么区别？什么样的作品才算百合作品——有美少女和美少女产生纠葛就够了吗？

以正在播出的动画来说，最近热度不错的《突击莉莉》展现了一个“魔法少女打怪兽顺便在校园里卿卿我我”的经典开局，到现在为止还没出现过一个男人。但具体到镜头表现上，又大量聚焦在大腿与胸部，怎么看都有着打着魔法少女旗号卖福利、回应男性凝视之嫌。

但这部动画偏偏又用了极为正统的“校园姐妹情”套路，和被视为百合热潮先驱的《圣母在上》如出一辙。这种明显是针对男性观众的动漫算不算百合动漫呢？

实际上，至少从二十年前开始，日本的百合爱好者们就已经开始争论这些问题，但到今天其实也没有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结论。

对于这种定义概念类的问题，我们不妨追根溯源，看看我们现在称之为“百合”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在近代日本的女校中诞生，又传播到大众文化中的。

S文化源起

现在人们常说的“百合”一词，其实不等价于作为一种性取向的lesbian。“百合”这个词来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百合族”，而其深层内核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的日本。

在明治时期以前，女性被认为只要乖乖呆在家里就好，因此通常只会接受识字级别的教育。进入明治时期后，对女性的教育逐渐普及。应运而生的，就是各个女子学校。

1870年舶来的教会女校，与1882年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女高的建立，象征着日本女性教育黎明期的到来；而真正的转折点，则是1899年《高等女学校令》的实施。这条法令规定，各个县至少建立一所高等女学校，从而仅两年间，就将原本不足一万的女学生数量扩到了两万多人；直到大正末年，已有近三十万女学生在高等女校就读。这大量高等女校的成立，就是百合文化的社会背景土壤。

彼时的高等女学校并不设立初高中部，而是从12、13岁开始的五年制。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女们而言，高等女校并不仅仅是学校，同时也是被指定结婚前的避难所，是“没有丈夫的公主们的国度”。这五年，事实上也是少女们一生中，几乎唯一可以自由恋爱的时节。憧憬恋爱的年纪，只有女性的环境，毕业后就会嫁人、丧失自由的现实，都或多或少推了这些女孩子一把。

当时，对耻于当面表达感情的女孩子们而言，与朋友间频繁的书信交流成了校园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充斥着激烈情感的信，不仅是少女们情感的宣泄口，也是与友人维系、加深情感纽带的重要方式。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名为“S”的文化出现了。

至于什么是S文化——这里不妨引用川端康成与中里恒子合著的著名S文学《少女的港湾》中的段落：

在1950年发行的《隐语词典》，更是简单明脆地直接将S定义为“在女学生之间的，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的美少女近似恋情般的关系。”S的同义隐语在当时也有不少，并根据学校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称呼。如1910年10月的杂志《紫》记载的“瞳”（お目）一词："上级的女学生看到了清纯可爱的新生……会对朋友说：新入学的大家都很可爱，想去亲眼看看呢（お目にしたい）……若是心仪的新生少女还尚未名花有主，便会将意味深长的紫色，或包含思绪的红色缎带热切地交给新 立；彼此会用“我的瞳”（お目さん）这一隐语来称呼对方”

这种充满仪式性的馈赠，是这种高低年级一对一的S文化的重要环节。在《少女的港湾》中，是花朵与回信；在二十年前的《圣母在上》中，是念珠。在当时深受日本影响以至于同样发展出S文化的韩国，姐妹间甚至会互送戒指。在馈赠物品之余，姐妹们还有交换书信、一起上下学、外出购物、一并学习、穿一样的衣服、梳一样的发型等亲密行为。

而重中之重的书信，则因为饱含了爱慕、崇拜、憧憬等情感，而变得无比炽烈。在当时的少女杂志《少女画报》中，作为读者投稿一栏的“蔷薇之所”，就收到了很多少女写给其他少女情书般的信。

另一篇充满少女心绪的信，其纠结与激烈的情感，更是跨越百年而毫不褪色。

刊载了如此多少女心绪的《少女画报》，曾在1926年对S文化进行了一次令人忍俊不禁的定义：S，Sister的首字母。姐姐妹妹的意思。主要是用语称呼妹妹。以下略。

……到底是略掉了什么，真是让人在意啊。

少女杂志与《花物语》

如此浪漫的现实，不仅是文学的土壤，也被文学反哺的产物。在没有网络与电视的年代，如上述《少女画报》一般面向少女的杂志，作为当年少女们的主要娱乐手段之一而广为流传。从1902年，第一本少女杂志《少女界》创刊之后，《少女世界》、《少女之友》、《少女俱乐部》等杂志也纷纷创立。

也就是在1916年的《少女画报》上，吉屋信子开始连载被视为现代百合文学开端的《花物语》。在此后的十年里，吉屋信子以《铃兰》为开端，以《曼珠沙华》为终结，断断续续描绘了52篇少女与少女们的故事，都是以花为名，鲜少有幸福圆满的结局。在《花物语》中，几乎所有篇章都着笔于“邂逅-离别”这一模式——从相处几年后的毕业、展开新的人生乃至失踪与死别，到偶然一见钟情，在短暂地相遇后害相思病，等等。

在吉屋信子的笔下，登场的少女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前后辈，同学、教师，偶遇的少女，都可以是故事的主角。地点也从学校与宿舍，到了故乡、家庭，《白萩》《水仙》《兰》三篇，则是干脆迷了路后偶遇另一位主角，也就是所谓“不可思议的相遇”。

关于角色间的纠葛，吉屋信子当然也不会放过三角恋。如《麝香豌豆》中，病弱却活泼的美少女新生绫子，被绫子倾慕的虔诚牧师的女儿佐伯，以及作为佐伯好友却偷偷在图书室和绫子见面、充满罪恶感的主角真弓，这三个人之间构成了微妙的关系。在一次失败的舍监抵抗运动后，舍监以“虔诚的基督教女孩不会撒谎”为由，逼问虔诚的佐伯抵抗事件的始作俑者；而知道罪人之一是绫子的佐伯最终选择了违背信仰，撒谎说自己忘掉了。知晓这一切的真弓选择了主动退出，在信里告诉绫子她觉得违背了信仰的佐伯才更适合绫子后，逐渐开始避开绫子。到了第二学期的冬季，病弱的绫子去世了。在听合唱的赞美诗时，真弓和佐伯依偎在一起哭了起来。来年的春天，两个人一起扫墓后，真弓去了专科学校，佐伯则选择了神学院，两个人就此踏上了各自的旅程。

作为花物语晚期作品的《麝香豌豆》不仅描述了三角恋爱，同样也彰显著吉屋信子在连载十年后对百合文化的思考。自小接触基督教、描述过少女被感化相信神（《连名字也没有的花》）的吉屋信子，在《麝香豌豆》中却创造了对神不热衷的真弓，以及背叛了神的佐伯。这种对于规制的叛逆，实际上也贯穿了整个百合与S文化。同样，吉屋信子对于少女病态的炽烈感情亦十分敏感：在《白百合》中她描述了“叶山老师来学校后不到一个星期，全校已经流行了“叶山病”；同样在《麝香豌豆》中，吉屋信子淡淡地抛出了觉得绫子可爱的女学生对绫子病情几近病态的看法：“也许是肺病吧？”“是啊，毕竟是漂亮的人啊”“吐的血会染红那比雪还白的床单吧”“真是浪漫啊”。

与小说作者同样受追捧的，还有将少女们描绘出来的，常出没于少女杂志之上的“抒情画”画师。如同今天的追星一般，在当时的少女中也分为“华宵党”“虹儿党”等画师粉丝派别。

用花来抗拒这个世界：S文化的社会影响

吉屋信子并非是当时第一个笔锋流转于恋爱病与真实病症的作家。在花物语连载前，1911年5月的《东京朝日新闻》就报道了“女学生间的恋爱流行病“：她们脸颊上的绯红并非猩红热，而是一种流行的恋爱病……虽然之前就有洋化之风与虚荣心盛行，但这个同性间的恋爱病，是会让女学生品性堕落的可怕精神疾患……十年前就有征兆，近两三年有来愈演愈烈之势……染上此病的女学生，大多是有看那些杂志、小说……”

逃往小说的世界似乎是必然的，现实世界对于少女们的桎梏一直都在。不得不听从父母的安排，与定好的男人结婚，生孩子——一切都让“结婚”这个词几乎等同于不含什么爱意的、简单的肉体关系。而作为对比的，便是女学生之间几近纯粹，又在彼此厮磨中不断精神化、理想化、乃至浪漫化的关系。压迫的现实，百合文学的百花齐放，哪怕获得了爱慕的姐姐，或是可爱的妹妹也只有短短五年的自由……这些要素一并促成的“空想恋爱流行病”，在一些女学生看来是简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同年10月《东京朝日新闻》就记载了来自女学生理直气壮的反驳：“认为同性爱是不可思议的狼狈的教育者们啊，灌输‘男人都是巧舌如簧的嘴脸，男人给的信都是恶魔的劝诱’的不就是你们吗？被灌输这种东西，去爱其他女孩子，不是再正常不过——不如说若是鲜有同性之爱才是怪事吧？”

在这样的争论之间，1911年的7月21日发生了一件事。时年二十（约毕业两三年）的曾根定子在家里，因为被定了亲事甚为消沉。她被父亲一再告诫，她与女校时代就无比亲密的朋友冈村玉江（同为二十岁）的“友谊”有些越界了。她从家里溜了出来。同日，冈村玉江也同样溜出家门。两个人从东京的饭田桥，经过直江津，最后抵达了新泻的糸鱼川。26日，二人在糸鱼川的亲不知海边，双双殉情。

这次殉情事件，像是往本就炽热的油锅中洒了水一般，一时以记者和教育家为中心，“女学生间的亲密交友是否过于危险”这一话题无比火热。几个月后，在谴责过于激烈的情感后，《妇女新闻》做出了一条和事佬般的评论：女学生的热情决不能扼杀。最重要的是，要在适当的时候引导它燃烧。”

最终，寻求解决方案无果的社会与校方让了步：不扼杀，放任少女们在校园里燃烧。只要毕业后可以结束这种关系，那么对于校园内女学生间的过度亲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并未遭到过度压迫的百合文化与百合文学，依旧在蓬勃发展。只是这种放任，更像是一种怜悯般的妥协。1930年左右，日本大量的女学生殉情事件发生；甚至这种风气也飘到了S文化同样盛行的韩国，因为S的对象结婚而留下遗书“好想姐姐给我一个窒息的吻”然后自杀的事件也有发生。

1931年4月8日上午11点，一个叫金永珠的韩国女孩来到女校时期的朋友洪玉林的家。下午4点，这两个穿着时尚的二十多岁姑娘在永登浦站下了车，在问过一个小孩子仁川的方向后，她们笑嘻嘻地给了小孩子十枚硬币作为奖励。之后她们牵着手沿着铁轨经过两旁盛开的杜鹃花，踏着尚未化开的积雪走了四十多分钟。在下午4时45分，她们抱在一起，向从仁川开往首尔的428号列车冲了过去。

“我在事发的前一天晚上发现了遗嘱……”洪玉林的母亲回忆，“但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因为她们离开家时是笑着的。”社会对两个家境宽裕的少女死亡当然是震惊且不解的——直到发现两个人的关系，与二人不幸的婚姻。“她那时被困在房间里，只是一味地读着日本的爱情故事。”“婚姻夺走了她的一切。”

尽管在如今看来，实际存在的S文化并不如文学界那么“纯粹地前后辈一对一”，也扩散到了同级生或是师生间，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有一个标准是非常鲜明的：S不同于纯粹的女同性恋，它更趋近于女学生与喜欢的人之间一种纯粹的精神纽带，与性或者性取向无关。换句话说，是只有女性的柏拉图恋情。当时社会对S甚至是殉情的容忍，也多出于此。

纯洁的女学生进行“恋爱的预行练习”“异性恋的前阶段”“青春期暂时性的感情”……诸如此类的说法在当时很多。若是女学生间逾越了只限精神的红线，也会被立刻打上“异常”“病态”等标签。身为女同性恋的吉屋信子也是如此；即便她的百合小说备受赞誉，当她写出包含露骨同性爱的《黑蔷薇》等作品时，抨击的浪潮也如约而至。由此，在S的关系中，只存在精神的柏拉图模式，算是女学生们与社会的默契。

如今回溯，百年前的社会对于“临时同性恋”和“真同性恋”的二元判断几乎可以说是傲慢的；使用“好感度一般是友情，好感度高了是爱情”这种粗暴的单向量划分，对于当年的女学生们也并没有什么意义。倒不如说，当时的少女，凭借她们懵懂而炽烈的情感，以S之名，摸索出了只属于她们与姐妹间，各种各样暧昧而微妙的情感关系。

而这种微妙的S关系，也同样被《圣母在上》等作品继承。《圣母在上》的作者今野也在采访中表示：“我的作品被说成是‘恋爱’的话有点不对……也不能单纯地说是‘友情和尊敬’。如果说是不同于恋爱的百合的话，那么百合的意思会相当复杂。她们（指《圣母在上》的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很模糊的。”

或许正如《丸子与银河龙》中阿尔可与丸子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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