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政策变化 发挥公益慈善行业推动作用
公益慈善行业在此期间应该如何行动？参与政策推动的必要性何在？又有哪些问题需要克服？《公益时报》记者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潘江雪。
潘江雪认为，了解政策、理解政策，才能在解决社会问题与政策倡导之间寻找到社会组织“可为之道”；不关注政策变化、不了解国家战略方向，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项目可能很难做好、做精。想要把涉及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的事做好，社会组织就要积极拓展相应的公共对话机会与政策倡导渠道，社会组织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宏观政策走向至关重要
《公益时报》：作为一家基金会，为什么一定要去解读、把握政策？
潘江雪：我们的工作场所在学校，学校是按照国家的教育政策、课程标准来运作的，如果不理解教育政策、不了解专家对政策的解读，我们就难以做好一线工作。基础教育是国家兜底的领域，所以教育部发布的任何一个政策，我们都非常关注。了解政策、理解政策，才能在解决社会问题与政策倡导之间寻找到社会组织“可为之道”；不关注政策变化、不了解国家战略方向，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项目可能很难做好、做精。
《公益时报》：理解政策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工作，进行政策倡导的必要性又在哪里？
潘江雪：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是最接近社会问题的一批人。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有很多发现，也有很多解决方案。如果有更多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一起参与，就有可能让解决方案变得更好，甚至可以变成一个公共政策。同时还要兼顾公众教育，让更多人了解、识别和参与到社会问题解决的行动中来。
《公益时报》：这是您个人的认识，还是在基金会已经形成了共识？
潘江雪：2015年，我第一次正式做战略规划时就邀请专家解读政策。之后每一年开战略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政策分析。我的感受肯定是最深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基金会同事传导，所以现在同事们对政策也是高度关注的。
我们有一个专职的团队在研究政策，包括公共管理、民政、教育、乡村振兴和党的统战政策，每个月都编写内部政策研究参考报告。
事实上，真爱梦想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关注政策、深入理解政策的氛围。我们的项目即便在最偏远的地区也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这足以证明我们的项目符合政策要求。而且，一线的工作人员更是深切理解我们对政策关注的必要性。
你得在你的领域足够专业
《公益时报》：你个人为什么对于政策倡导这样感兴趣？
潘江雪：从小在北京长大，有幸见证和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性事件，这使我深刻理解政策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影响力。从投身公益事业之初，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我没有进入体制内工作，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即通过公益事业，这为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来实践社会理想、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共识的凝聚。
《公益时报》：您是如何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
潘江雪：在担任政协委员之前，由于真爱梦想所开展的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时常来真爱梦想进行实地调研，我认为这可能是我得以被发现的原因之一。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具备专业的经验和理论深度，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关注。这也为我带来了许多参与各类活动的机会。
成为市政协委员确实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偶然中也存在着必然。因为如果没有真正深刻的见解和一线实践经验，即便被邀请参加的会议再多，也难以具备让人信服和认可的力度。因此，在所从事的领域中保持专业性和深度是至关重要的。
《公益时报》：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您主要关注什么？
潘江雪：我会坚持在以下两方面提出我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针对青少年教育问题。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青少年数量的减少使得教育显得愈发重要，尤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如何办好青少年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
其次，针对老年人的问题。一方面，养老问题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残障人士的养老问题日益迫切；另一方面，很多老年人依然怀有服务社会和他人的热情，他们对实现个人存在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渴望是普遍的。
我将从我个人的角度以及作为社会组织创始人的立场出发，就此提出相关提案。在制定这些提案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了解上海的基本情况、政策制定流程以及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没有深入的调研，就没有充分的发言权，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一步一步来。
此外，根据我个人观察，公益同行对公共政策制定和传导过程的认知往往过于简单化，以为提出意见就能立即得到回应和改变。实际上，一个部门的政策制定与修订往往涉及到其他多个部门，而这些部门之间又存在职权划分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公共政策制定和修订本身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应以更加科学全面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来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
建立信任且欣赏的
新型政社关系
《公益时报》：您觉得当下公益慈善行业在政策倡导方面主要存在哪些困难？
潘江雪：公益慈善领域缺少充分的对话平台。拥有扎实经验的公益工作参与者数量的稀少与脱节的话语交流导致了部门分割和工作难以高效推进。此外，不同领域间的沟通存在一定的障碍，而现行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为了实现跨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加强不同部门间的对话和沟通。
《公益时报》：怎样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呢？
潘江雪：首先，我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加快建立行业组织是解决共性问题的关键。通过集结各方的力量，我们可以一同提出行业的共性问题，并通过行业组织发出统一的声音。作为行业组织和枢纽型社会组织，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动这一进程，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其次，建立信任且欣赏的新型政社关系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伙伴。作为社会组织的代表，我们的工作成果和行为都需要值得被信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展现出真诚的意愿，并真正帮助受益人。通过实际行动，我们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确立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同时，我们需要创造出令人赞赏的成果。这要求我们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出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我们不仅要做正确的事情，更要将正确的事情做好，以达到更高的标准。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加强交流”非常关键。一方面，我们需要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更多的交流。通过深入的沟通，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关注点和思考方式，从而更好地传达我们的意见和需求。同时，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对公益慈善的看法和期望，以建立互信关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与各界代表、委员保持交流。他们作为社情民意的代表，拥有提案和推动政府关注的通道。即使他们不是公益领域的专家，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仍然具有价值。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们可以获得更广泛的视角和有益的建议，从而更好地推动问题的解决。
最后，我们应始终注重抓好内部管理，确保自身的专业性和高效性。这是确保我们在行业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合作，以推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只有通过内外兼修，我们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为行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公益时报》：很多社会组织并没有很多资源进行政策倡导，他们应该怎么做？
潘江雪：需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比如，在基层工作时，虽然可能无法直接影公共政策，但我们仍能通过优化街道工作流程来做出贡献。我们需要学会与街道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确保他们明白我们的意图，从而使街道事务得到妥善处理。同样，在乡村学校工作的情况下，应确保校长和教师能理解我们的观点。我将其形容为“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尽管许多事情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甚至常常在做“超纲题”，但我们仍需专注于力所能及的事。当前，国家需要的可能是一群关注实际问题、致力于实际工作的人。让我们从基层做起，将小事做到极致，以此自下而上形成积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