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欧盟对华政策的“表”与“里”
近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了针对中国的演说，内容聚焦所谓如何“导正中国”。作为欧盟的重要领导人，冯德莱恩此次演讲在欧盟内部其实受到了较多的批评，有人认为她无非想以此兜售其所谓的“去风险”三大支柱。在此之前，冯德莱恩在众多事情上也广受欧盟内部批评，很多人认为她很多时候代表的不是欧盟而是美国的立场。那么，冯德莱恩兜售的和欧盟追求的对华政策，即其“表”与“里”关系究竟如何呢？
笔者认为欧盟的对华政策尽管不时会出现些许波澜，但总体属于“连贯”且“稳定”型。一则，“美欧轴心”是欧盟对外关系的根本。不可否认的是对欧盟而言，作为欧洲大陆对外“延伸”的美国依旧是其认为最为重要的盟友和最为可靠的伙伴。无论与第三方的关系一时能有多密切，但若置于长时间轴线上看，“美欧轴心”仍然难以被替代。
二则，中欧关系是欧盟对外关系的关键。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密切的“美欧轴心”不足以包揽欧盟的全部对外重要关系，笔者认为中欧关系是美欧之外对欧盟而言最为关键的对外关系，毕竟中美欧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影响力上均居世界前列，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更是举足轻重。
以“美欧轴心”为根本、以中欧关系为关键是欧盟这些年采取的对外政策主线。基于此，欧盟决策者在对外政策的操作层面表现出如下几个特性：美国政治高压下表现出至少表面上的“屈从性”，误读中国科技进步而产生的“畏惧性”，这些心理还叠加了欧美传统政体下部分政客的“任期效应”和“多变性”等。
欧盟决策层对美国政治高压表现出的“屈从性”不难理解，毕竟“老欧洲”在二战之后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乃至科技上已经对美国形成了高度依赖。这也是为何前几年在美国政府提出三个对华关系措辞之后，欧盟决策层几乎原样照搬。
而文章开头提到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便是对美国政治高压有较强“屈从性”的一个典型案例。但笔者并不认为冯德莱恩真正代表的是美国立场，我倒认为冯德莱恩之所以频繁表现出对美国观点的迎合，其“表”性要远大于其“里”性，即表面上的屈从强过实质上的代表。
欧盟决策层对中国科技进步表现出了“畏惧性”，这明显是欧盟对所谓中国科技进步“威胁”的误读。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社会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尤其是在世界进入“后工业”的“新经济”时代之后，即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经济时代，中国在诸多高科技领域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这使得包括冯德莱恩在内的一些欧盟决策者对此生出深深的担忧。这也是为什么冯德莱恩时不时要兜售她的“去风险”和所谓的“三大支柱”。
欧美传统政体下容易出现“任期效应”，这指的是出于保选举“票仓”的需要，部分政客只能迎合目标选民的诉求，而非优先考虑这些诉求是否合理、是否对欧盟的中长期发展有利。
欧美传统政体也难免导致部分政客呈现出“多变性”。由于与各个政客相关联的“票仓”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些政客也要快速改变自身部分乃至大部分的政治主张，对内和对外政策都是如此。这也是为何如冯德莱恩等欧盟高官也未能守其“初心”。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冯德莱恩最近以及之前的言论需要客观和全面地认识。欧盟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是连贯且稳定的。“美欧轴心”是欧盟对外关系的根本，而中欧关系是欧盟对外关系的关键。尤其对于欧盟部分政客面对美国的“屈从性”、对中国科技的“畏惧性”，以及部分政客的“任期效应”和“多变性”等，我们既要认识其“表”，更要认识到其“里”，进而采取切实有效的说服和论理措施，以期获得更多欧盟决策者对中国和平崛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解和认同。（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