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中美可在五大领域加强合作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也是美国大选年，这让不少人关心中美关系或许会在2024年的美国国内面临更多负面因素。
日前，针对美国出台新一轮对台军售，并以各种借口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中方宣布采取反制措施，对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这一措施亮明中方的坚定立场，中国内政不允许外国干涉。另一方面，去年12月下旬，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进行视频通话。这是中美军方高层时隔一年多来首次通话，也是双方新任参谋作战指挥部门高层首次对话。美国主流媒体认为这是华盛顿和北京共同努力保持双边关系积极势头的又一迹象。显然，从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旧金山会晤及此后的中美互动来看，双方都有稳定双边关系的需求。而且，中美两国应该、也能够在共同关切的重大议题上进行合作。
须看到，拜登政府之所以能够在2023年6月以后积极争取稳定中美关系，是因为在2023年上半年，拜登政府对内与共和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达成妥协，获得了国内政局的 “动态平衡”；对外则与盟友们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了大致相同的立场。2021年拜登政府上任之初提出了“竞争、合作、对抗”三位一体对华政策，但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又悄悄拿掉了“对抗”，而是采纳了欧洲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对手”的立场；在经济上则与欧洲一道强调不与中国“脱钩”，而是采取了“去风险”政策。在内外皆获得相对稳定的局面下，拜登急于抓住2024年大选前的这个“窗口期”，营造一个中美关系稳定的局面，为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创造有利态势。
从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大格局来看，旧金山会晤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勾画出一个合作领域的框架，这个框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合作。
一是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自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无节制地“量化宽松”大肆印钞，但为了压制通胀又持续加息，导致美国债务和利息双双急剧上升。而美元武器化和制裁的滥觞则加剧了美元信用的下降。这些因素使得美国乃至全球金融风险大增。为了确保全球金融稳定，最大贸易国中国和最大经济体美国要再次同船共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去年的访华和她与中方的会谈都“极具建设性并富有成效”，原因就在于此。不久前，耶伦公开表示，计划于2024年展开第二次访华，加快两国在金融市场监管等领域的合作。
二是关于气候治理。气候问题关系到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因而也日益成为中美两国需争取的国际事务中的道德制高点。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强调，气候问题不是中美双边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显然是在向注重气候变化的欧洲盟友显示美国在这方面的“领导”地位。
三是关于人工智能（AI）。目前全球只有中美两国有资源、信心和能力，对AI进行全方位、全领域的研究、开发与运用。AI对人类社会和生活的覆盖广度及渗透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具有超强爆发力，一旦失控或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中美两国须在AI研发管控上合作，毕竟双方都不能保证自己在所有涉及AI的领域都有能力保持领先的压制地位。如果中美两个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在AI研究上各行其是、各搞一套，那不但将导致中美之间形成两套技术、两套标准，而且不均衡的发展必然会加剧矛盾和失控的风险，最终导致不可控的灾难性后果。中美在AI上合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通过交流沟通，协调两国的AI研发和运用相向而行，达成大体一致的立场和政策。
四是反毒品合作。毒品与病毒一样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如果毒品在美国泛滥失控，也将祸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禁毒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五是加强教育、科研和人文交流。这有利于夯实中美民间关系，而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除了合作领域之外，中美还明确了各自的“红线”，确定“不做清单(no-do list)”。中方的“红线”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必须统一，必然统一”、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容破坏、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中方也明确表示“无意取代美国”。而且，中国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的立场是反对战争，“劝和促谈”，因而绝不给任何一方“递刀子”。
双方共同坚持的“不做”就是不发生军事冲突。为此，双方在军事交流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建立军事热线，加强双方战区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共同加强危机管控。
由于拜登政府已经“跛脚”，且随着美国大选的到来，中美达成的合作共识或将因此难以落实。然而，上述五个领域的合作是中美共同利益所在，即便因2024年白宫易主而导致合作停顿，新的美国元首也不至于选择在这五个方面与中国“对抗”而自残。而且，美国强大的相关利益团体也不会允许其这样做。
长远看，在中美能够且应该合作的领域形成的内容框架，不仅对双边关系有积极意义，也对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毕竟，一个稳定的美国总体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而一个混乱、高度不确定以至无序下滑的美国必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带来伤害甚至是灾难。同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也总体有利于美国。毕竟，不论是美国要与中国“和平竞争”或是中国要与美国“和平相处”，两个大国自身的稳定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