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客观稳慎评估“印太经济框架”影响
关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已经宣告失败的分析最近不断增多。确实，IPEF贸易领域的谈判正在陷入僵局，美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分歧严重，短时间内难以推进。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对这个被广泛认为针对中国的“框架”给予客观稳慎的评估和应对。
美国国内政界一些人坚持IPEF贸易谈判必须加入劳工条款，以便在美国主导下确立劳工和环境等方面的所谓高标准贸易规则。但这遭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其他IPEF成员国反对，这些国家明确拒绝美国提出的通过争端解决制度执行劳工权利标准的要求，拒绝没有关税削减等优惠条件却被附加严苛要求。尽管拜登政府有意调整有关“贸易支柱”的谈判条件，但由于今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众所周知的选举政治约束使得拜登政府很难在贸易谈判领域做出重大决定。加上IPEF将市场准入（即取消关税）排除在外，也明显降低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支持热情。即便最终达成协议，IPEF也很有可能会采取贸易行政协定的形式，这对原本对该“框架”存有一定期待的东南亚国家甚至日、韩、澳大利亚等国都会造成某种挫败感，可能引发这些国家对IPEF尤其是相关贸易协议透明度和持久性的担忧。
2022年5月启动至今，“印太经济框架”已被描述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也是带有拜登政府强烈执政偏好的“合纵连横”战略。根据拜登政府2022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美国试图搭建所谓四大“经济支柱”：互联互通的经济（贸易）、有韧性的经济（供应链）、清洁的经济（清洁能源）和公平的经济（反腐败），以塑造“自由开放”“互联互通”“繁荣安全”且“有韧性”的“印太”地区。美方承诺将会加大投入以便在“印太”搭建新的数字经济框架、管理数字经济和跨境数据流动；也会强化美国主导的所谓“多元、开放、可预测、有韧性和安全”的供应链；同时加强对低碳化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共同投资，以适应能源和气候转型；还会通过外交协调，寻求成员国通过预防和打击腐败、限制非法逃税以及改善国内资源动员等为成员国企业和工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至于第一大“支柱”（贸易），由于涉及劳工、环境、数字经济、农业、透明度和良好监管实践、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包容性以及技术援助和经济合作等复杂内容和严苛标准，印度首先就不买账，早在2022年9月就以“暂时看不到好处”为由宣布暂时退出作为IPEF“四大支柱”之一的贸易领域谈判。就短期内的情况而言，除非美方在该领域的谈判中做出适当调整，否则很难取得进展。
从区域和全球战略竞争的视角观察，“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在传统贸易和产业竞争中越来越力不从心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拜登政府试图抓住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动荡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这个“时机”，利用低碳经济和气候韧性转型对资源投入和技术支持的要求，综合运用美国在数字经济、清洁能源、技术援助与经济合作、劳动者权益和环境保护以及国际监管协调等方面的优势，借机整合盟友与经济伙伴在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和相关贸易力量。结合最近两年推出的《芯片与科学法》《通胀削减法》以及相关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力图重塑自己对全球经济、贸易、技术和安全体系的担保人角色，并从战略上压制对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构成现实或潜在“挑战”的其他竞争对手。
就“印太经济框架”谈判整体进度而言，相关谈判取得了一些符合美国预期的进展，目前已经基本完成除贸易之外的其他三大“支柱”谈判，并于去年11月在旧金山签署全球首个供应链协定，美国与伙伴国已开始在供应链问题上开展合作。IPEF清洁经济领域的合作尤其值得关注，美国正在加速部署清洁能源技术，并建设服务于跨境电力贸易所需的离岸电力基础设施。美国还牵头启动IPEF关键矿产对话，并在农业、技术援助和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局部进展。因此，不能因为“贸易支柱”谈判受阻就简单认定IPEF宣告失败或“已经成为历史记忆”。
美方加大力度推动包括“印太经济框架”在内的“印太战略”落地，对中国而言仍然构成重大挑战，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就以IPEF为例，近年来，因美方加征关税、“脱钩断链”和“去风险”等单边主义操作，中美经贸屡受干扰，双边贸易额从2022年的7594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6644亿美元，但中国和“印太经济框架”绝大多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却始终保持稳健增长态势。随着中国继续保持发展定力，我们有望在未来十年内成为全球第一大资本输出国和最大消费市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真正承受与中国市场和发展进行所谓“体系性切割”。即便对中美两国而言，多年来形成的经济结构高度互补、互利共赢的分工格局，也不是一场经贸摩擦或一个“印太经济框架”就能轻易打断的。（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