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缓解高考焦虑，需要“全民参与”
6月7日、8日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早在今年年初，教育部就发出《关于做好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强调：一是全力保障考试组织安全平稳；二是持续促进高校招生入学机会公平；三是稳妥推进高校考试招生改革；四是切实加强招生规范管理；五是进一步优化考试招生宣传服务。
高考作为重大热点话题,每年都聚焦大量的关注和讨论。近来，有不少人将人口出生率下滑与高考联系了起来。
“未来孩子上学和考大学将会轻松了”，不少人都如此说。
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的小高峰后逐年下降，到2022年只出生了956万人。有人依据今年的产妇建档数据估算2023年全年出生人数可能不到800万。
2022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1193万人，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14.54万人，大学录取率已经达到了8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9.6%。假定维持中国高校现有招生规模不变，2021年出生的每个孩子即便不到外国留学，不管高考考了多少分，基本也都能在中国的高校上学。这就是“未来孩子上学和考大学将会轻松了”的依据。
首先，这样的假设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成立。根据相关统计，2023年多个省份高考报名人数出现明显增加，湖南省高考报名人数达到68万人，相比于2022年65.5万净增加2.5万人，广东、广西、江西、天津、四川、甘肃等省市也流传出高考人数增加的消息。有分析认为，未来五年全国报名高考的考生数量依旧会居高不下，维持在1200万人左右。而且由于报考考生成分更加多元，报考人数较长时间内其实仍有一定幅度的增长空间。也就是说，至少未来5年内，或者说2021年出生的人进入高考之前，能不能考上大学可能依然会是部分考生和家长焦虑的原因。
其次，这样的假定与判断没有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及变化过程，设想得太过理想化。其实不妨参考看看邻居韩国。据报道，他们大学的招生数已经超过学生报名数，但是学生与家长在中小学阶段的压力与焦虑依旧存在，只是具体到不同的家庭，表现与程度各不相同。既然几乎能“全员上大学”，那想必压力与焦虑的源头不在于能否上大学，而在于能上什么样的大学。
其实，引发当下考生与家长过度焦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高中阶段以下，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资源不均衡，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进到理想的学校，由此导致过度补习。二是评价的标准过于单一，而且评价者不是自己熟悉的、直接任教的教师，而是一次“一锤定音”、抽象的考核。
这些年，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在实现教育均衡、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比如推行实施“双减”政策。但是考生与家长恐怕很多还是感知不到压力的减轻。这其中的原因总结起来，一方面是资源还不够均衡，家长和学生还是能明显感到学校之间的差距。对此有必要继续推进资源优质均衡，比如可在评估和考核中设置当地居民满意度的指标，满意度不达标就不能通过验收。
另一方面，尽管29个省级行政区已经实行了新高考，但改革还未真正到位，未能实行多主体、多元化标准的评价体系，也未能完全落实多年前就提出来的“招考分离”。也正是因为高考改革不到位，教育部才在今年1月发出的《通知》中强调“扎实推进高考综合改革”以及“持续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各级政府在实现教育均衡和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方面仍需继续努力。
实现进一步均衡与公平，建立多元自主的教育评价体系是业内普遍认可的，也是减轻考生与家长焦虑的关键。除了上述政府和地方各级单位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全民”的参与。
首先需要全民教育观念转变。如果家长和考生还“执着于”权力过度集中、标准过于单一的考试，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家长和考生感到轻松的考试招生制度。就如同报道中能看到一些中国父母把孩子带到多元考试招生制度的国家，但是中国父母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依然做起了“狼爸”与“虎妈”，带着孩子一起焦虑。所以，父母首先很需要转变自己的观念，这是给自己和孩子带来轻松的有效方式。
面对高考，考生和家长比较健康、可持续的心理是将高考当作人生的一次过渡和工具，不要“跪拜”在高考面前。家长应着眼于孩子的实际情况，思考适合孩子的人生发展轨迹，尊重孩子的成长发展基本规律，而不能一味跟风“鸡娃”。仅此观念的转变就能让很多人轻松许多，也是教育改革能真正起效的重要因素。（作者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