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田里的阿者科
由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发起的阿者科计划，通过机制创新的旅游减贫实践，推动古村落阿者科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阿者科，是我的家乡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部的一个小村子，这个只有65户人家的村寨，因壮美的红河哈尼梯田而闻名。
从空中看，阿者科特别漂亮。1000多年来，哈尼族在哀牢山脉开垦出数十万亩层层叠叠的连片梯田。3000多级梯田从河谷蔓延至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足够壮观也十足艰苦。阿者科村里居住的是一群辛勤的哈尼族人，天未亮沿山徒步，最多步行3个小时到梯田里耕作，夜归回家——回到形似蘑菇的茅草房。
去年，我去了4次阿者科，从广州出发，坐2个小时飞机到昆明再转6个小时的汽车，或者坐7个半小时的高铁到弥勒再倒4个小时汽车。我们与阿者科的故事，就此启程。
富饶的贫困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5处世界遗产。
阿者科村地处红河哈尼梯田元阳核心区，几十万亩梯田极尽壮美。
看似童话般的乡土生活，实际上非常艰苦。蘑菇房低矮潮湿，采光差易漏雨，十几年前，一位村民对我的学生说：“蘑菇房是你们城里人想看，不是我们想住的。你们城里人不住，为什么要我们住？”
为什么阿者科村65户人家保留了将近60户的蘑菇房呢？因为阿者科村不通公路，建筑材料需要马匹驮着或中老年阿嫂背着进村，所以只有几户经济宽裕的人家盖了钢筋水泥房。蘑菇房保存完好的阿者科村，也成为当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村落之一。
哈尼族村民在这里“种”出了世界级的文化旅游景观，却还需要外出务工补贴来吃饱饭，这是一种富饶的贫困。
哈尼族阿嫂卢爱文说，人在外面为了生活打工，心里却为家里的事情烦恼，老惦记着老人孩子，骨子里想回到这片土地，可回来又怎么生存。
2008年，一家大型国企在元阳梯田运营景区建了几个观景台，收近百元一张的门票，前后有近20万人次游客来这里欣赏世界级的文化景观，村民却没从中获得一分钱。蘑菇房不能随便改动，开餐厅客栈投入又大。善良内敛的哈尼族奶奶，天不亮就拖着家里该上幼儿园、小学的娃娃，穿着民族服装和游客拍照5元、卖鸡蛋10元地“赚”着钱。
多年旅游实践告诉我，这是不可持续的。前期低价租下房屋、田地甚至整个村庄，后期取得收益后与村民发生巨大冲突，有多少景区正是因此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2012年，我们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旅游吸引物权”。它是指原有土地及其附属物的旅游吸引价值转化而来的土地级差收益及其权利。以阿者科为例，哈尼梯田、蘑菇房村落、民族文化景观构成了旅游吸引物。从前，这里只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吸引物做成产品卖给游客的时候，它就具备了生产生活和景观吸引物的双重价值。梯田景观是由祖祖辈辈的哈尼族村民创造的，他们理应得到收入。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从2018年开始在阿者科村进行了一场社会实践，这就是阿者科计划。
阿嫂的答案
2018年1月，元阳县邀请我们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团队给当地做梯田旅游发展战略。学院40位师生加上红河学院25位会讲哈尼话的学生共60多人，对梯田保护区内35个自然村进行了全方位、全覆盖的调查。
调查的主要结论：当地面临空心化、低收益两大问题。“空心化”——壮劳力外出打工，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妇女、儿童；“低收益”——一亩水田投入1800元至2800元，每亩收成400多公斤谷子也就是2000多元，实际上不挣钱。
我们调查后觉得，当地农村面临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保护的问题，如果说这片土地不能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收益，村民很难持续耕种下去，梯田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景观就会慢慢消失。
让他们获得可持续收入有两种办法，一是从土地里得到更多收益，二是从土地之外得到额外收益。前者，当地推广的“稻鱼鸭”综合种养等模式带来的经济收入并不那么理想。后者，就是景观从外部带来经济效益。我们团队接受当地邀请，选择阿者科作为旅游增收的试点。旅游到底能不能富民，答案总归要到实践中去寻找。
结合过往的经验，我们通过村民大会与村民们协商定下了“不租不售，不引进社会资本，不放任无序经营，不破坏传统”等原则。按照1000万元注册资金成立了一个旅游村集体公司，元阳县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折算出资300万元占股30%，村落、梯田、生活方式等构成的整体旅游吸引物按70%的比例入股。公司由村民运营，中山大学驻村团队提供免费外部技术援助。
分红构成规则也是一种创新：传统蘑菇房分红40%、梯田的耕作分红30%、在村里居住分红20%、户籍留村里的分红10%，于分红前逐户确认公示。通过旅游发展的收益将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朝着脱贫减贫、乡村振兴和遗产保护的目标推进。
“你们不要看着我，我怕写错。”不会写字更不会记账的卢爱文阿嫂，目前在村里负责检票和讲解，就像小学生一样从零开始学。如今，卢爱文阿嫂一年能挣近3万元。
截至目前，村集体旅游公司进行了8次分红，累计分红143.66万元，2023年户均分红1万元。村子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仅入选教育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与“全球百强旅游减贫案例”，还被选入2021年全国地理高考题。
这道10分题讲述了阿者科计划的内容，让考生“说明阿者科村实行村集体企业主导的旅游开发模式的优势”。
团队第一位驻村学生、博士后杨兵提议，我们试着做一下这道题，发在阿者科微信公众号上。有人担心拿不到满分。团队最后决定，不管标准答案是什么，用阿嫂的一句话来回答：有家的地方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有家，阿者科的优势就在于此。
不止于旅游
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我们清醒认识到，乡村振兴不仅仅是解决村民的生计问题，阿者科计划萌发于学者情怀，根基在于旅游理论，但其生长的方向已经远超旅游的范围。
2018年6月，杨兵作为团队第一个驻村学生来到阿者科，担任“旅游村长”长达14个月。截至目前，我们共派出10批20名硕士生、博士生驻村，辅助旅游公司运营。在阿者科驻村，学生们碰到的困难，了解到的中国农村实际，远比教科书上多得多。
比如，遇到利益与规则的博弈。少数几家住钢筋水泥房的村民反悔了，不同意分红规则，不认同得平均分，吵得不可开交。当时驻村的“女娃子”站在一群抽水烟的大叔面前摔碎一个杯子，震得空气都静下来，再一条条掰扯清楚为什么要按照“4∶3∶2∶1”考核分配，因为钱来自旅游吸引物，来自蘑菇房、梯田、哈尼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多付出多收益。住在钢筋水泥房希望享受更多分红，可以申请恢复成传统民居。最后，村民都选择了遵守规则。
比如，遇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村里孩子向外来游客讨要糖果钱物，部分游客会提供，也有游客会投诉。我们在门票上印刷了“请您不要给村中小孩零食或财物，以免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的中英文字样。驻村研究生召开村民大会，制定了若发生孩子乞讨现象扣除家庭分红100元且在全村通报批评的规则，所有人签字画押，决议正式生效。我们建成小朋友可以玩耍的图书馆，孩子们自发制定规则，谁向游客要钱，谁就不能进图书馆玩。
如今，这些既会讲哈尼话又会讲普通话的孩子们，成了大人的小翻译。结合家庭故事的讲解特别受游客欢迎，40元一次的付费讲解也是阿嫂们喜欢的兼职。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动村里14岁以上的孩子做讲解。
乡村振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乡村治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要把村民应得的利益给他们，另一方面也要给他们成长的时间和帮助。我们团队和村民们像一辆由造型各异的零部件拼凑成的压路车，磕磕绊绊地朝着一个方向不断调整、摸索前进着。
去年10月19日，第25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全体大会授予我第16届尤利西斯奖，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旅游教育理念和旅游研究国际化水平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体现。
一次分红大会上，一位年过八旬的奶奶拉着我说：“你带我们分钱好几次了，你会活得比我长的。”这种来自基层老百姓深厚的信任与朴素的祝福，是我们团队的宝贵财富和动力之源，这里头也藏着中国减贫与乡村振兴的密码。
龙年正月初九，我们将在阿者科进行第9次分红。这个村庄的故事，还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