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志刚：李在明遇刺，韩日政治暴力何解?

1月2日上午，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在釜山遇刺，受到各界关注。韩国总统尹锡悦第一时间指示警方等有关部门迅速查明真相，尽全力救治李在明，并强调这是韩国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容忍的暴力行为。不过，近年来从朴槿惠到宋永吉，韩国政坛遇袭事件频繁发生。而同样的政治暴力事件在日本也接连发生。2022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遇刺身亡，岸田首相2023年4月也遇袭。

人们不禁会问，日本这是怎么了，韩国这又是怎么了？前者曾几何时缔造了亚洲无出其右的“安全神话”，后者则在争当民主价值观方面的全球枢纽国家，两个先后跻身亚洲最发达经济体的国家，缘何屡屡上演政治暴力事件？

纵观日韩战后经济发展、外交特点、政治走势、社会分化乃至社会心理等的演变，日韩政治暴力事件接连不断可能与以下三大变化有关。

一是社会撕裂导致对立情绪增加。日本长达30年的经济低迷，韩国多年严重依赖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使得利益分配向大企业高度集中，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这种分化在多党政治以及不同利益群体的交互作用下，一方面形成年轻人由于对政治失望而引发的政治漠视倾向，另一方面则导致近乎扭曲的社会撕裂。体现在日本就是民族主义为首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和诉求增加的底层阶层之间的拉锯战，体现在韩国就是力量相当的保守和革新阵营的针锋相对。不同政治群体的对立也直接导致从上至下的对立情绪蔓延，这种对立能量的积蓄一旦与日韩历史上政治暴力频发的基因结合，就为暴力改变政治、以暴力营造公平社会等偏执思维埋下潜滋暗长的种子。换言之，如果政治不能够很好地化解贫富分化、社会公平等顽疾，社会走向极端撕裂就会衍生更多的暴力倾向。

二是政治异化导致民族主义异变。战后，由于日韩忙于经济的腾飞，在政治外交上对美欧等国做出诸多让步，甚至在安保上主动依赖美日、美韩同盟，日韩藉此先后实现亚洲的“经济奇迹”“汉江奇迹”。但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日韩面临经济转型、政治转向和社会变革等诉求，同时却又不由自主地陷入外交独立性降低、政治自主性缺失、调度民意能力下降的怪圈中不能自拔。外交仰仗外部联盟、政治陷入无休止党争的政治异化，在日韩催生出新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的异变，成为激活暴力主义的温床。

三是社会心理面临新族群的冲击。日韩虽然取得了经济发展等的成功，但也是公认的东亚乃至全球压力较大的国家，两国的自杀人数、抑郁症患者人数、弱势群体生存困难、社会发生极端事件的频度都居亚洲前列。在日韩社会中，感觉社会孤立、工作压力、抑郁烦恼的人还是有增无减，做出铤而走险举动的个案增加。对政府内政外交和社会不满的牢骚族中，一些极端者甚至演变为新犯罪族群，也就是所谓的孤独犯罪、个人故意犯罪、无厘头犯罪。一些独狼犯罪还专门以瞄准政客、震惊社会为噱头，传播另类观点，赢得一些社会支持，凸显日韩的社会心理的扭曲异变。

无论在任何社会，类似李在明遇袭、安倍遇刺身亡这样的极端暴力事件都是不能容忍的。对日韩来讲，除了谴责之外，杜绝暴力性政治事件频发，在铲除诱发暴力倾向的社会温床方面要做的还有很多。（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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