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以史为鉴，美国应增加“中国知识”
2024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不久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罗里·楚克斯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去哪儿了？”表示绝大多数指标显示，美国的“中国知识”总体上呈下滑之势。这一观点引起中美舆论关注。
据现代语言协会（MLA）数据，美大学普通话课程的招生人数在2016年达到峰值，随后到2020年下降20%以上。2011年至2012年，共有14887名美国大学生赴中国留学。到2018年至2019年，这一数字已降至11639人，到2020年至2021年，则仅为382人，可谓断崖式下跌。疫情持续3年，硬生生地阻断了各国之间各个方面的人员往来，包括美国青年学生来华留学。
美国社会科学界开展的中国研究，像其他领域一样，当然良莠不齐。但从总体看，水平并不低，这可通过每年发表的大量学术作品看出来。就人才而言，除了正在逐渐淡出的稍早一代外，就中生代乃至新生代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看，已经成名或者崭露头角的，可以举出为数不少的名字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美国并不是缺少“中国通”。那么问题在哪儿呢？笔者认为，在于如今美国政治中针对中国的严重消极氛围，压抑了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听或听不进他们的意见建议，甚至动辄对其扣帽子打棍子，致使他们在这个长期自诩的“自由社会”中发不出声音来，麦卡锡主义似乎重新当道。
因此，从趋势来看，情况的确令人忧虑，楚克斯谈到的几点都言之有理。比如，在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某些势力提倡的政策实际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毁掉了美国获取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的能力。研究议程涉及中国的美国学者，都有可能因为被指“帮助中国崛起”而遭到美国政府调查，或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斥责。其结果，一些学有专长的人士动辄得咎，做与中国相关的工作，风险明显变大。赴中国留学也变得失去了吸引力。
这种情形，势必影响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这包括学界、政界、商界以及社会层面对中国的了解，于是“胡说八道”的情况势必就会增加。这对于发展中美关系显然是不利的。就此而言，双方都应作出努力，共同改变目前的状况。
重要途径之一是必须恢复和增加接触，保持和扩大人员往来。为此，应努力推动国际航班尽早恢复至正常水平，促进签证便利化，降低签证费用。近一段时间来，中国和新加坡决定相互实行30天互免签证，接着中国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国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近期又宣布对瑞士、爱尔兰单方面免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也展现了真正的自信。未来通过积累经验，还可以采取更进一步的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过去的经验已经表明，开放是促进一国进步的必由之路。对中国是如此，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除短期性措施外，就中长期而言，培养了解对方国家的群体就是一种长远投资。如果拉长了时间段来看，这样的投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冷战岁月中，中美两国一度处于隔绝的状态，相互之间极不了解。不过，美方还是有那么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在时任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主持召开的一系列听证会上，鲍大可、斯卡拉皮诺、费正清等一批美方人士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建议，主张改变当时的美对华政策，打开对华关系。大体上也是这一批人士，发起并于1966年成立名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组织，努力开展研讨、倡议、教育等活动，发出了时代的先声。历史已证明他们的正确和远见。如果不是他们具有关于中国的知识、学识、情怀等，就不可能发挥出那样的作用，作出那样的铺垫。随着尼克松胜选并入主白宫后，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华，隔绝多年的中美关系终于打开了大门。这段历史很能够说明问题。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经验说明了人才和知识的重要性。它的创始人都已作古，但他们留下了历史的经验，可以继续启迪后人。他们所创立的组织，在多年间持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从太平洋东海岸到西海岸，从纽约、旧金山到北京、上海，持续增进着中美之间的认识和理解，也无时不在说明专门知识的不可或缺，以及相互了解的绝对必要。
现在，有识之士已经提醒，当今美国在这方面出现了颇为严重的下行趋势。美方首先需认识到上面提到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实际行动。而且，在这一问题上，中美双方很显然是可以且能够相互合作的。（作者是欧美同学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