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杰：缓解中欧贸易摩擦，德国可发挥大作用

在欧洲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社会系统性危机频发之时，欧盟委员会宣布拟对中国输欧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38.1%的反补贴关税。此举并非欧盟当政者头脑发热，而是近年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必然结果。就在欧盟和中国就电动汽车关税问题的贸易摩擦日趋紧张之际，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率团访华，因此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特殊意义。

德国是欧洲第一经济大国，也是中欧经贸合作的龙头，中德贸易额长期占中欧贸易总额的1/3，双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如果中欧贸易摩擦真的升级，首当其冲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德国。尽管本届德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更多受到华盛顿的影响和施压，特别是执政党之一的绿党较为亲美，对华交往侧重于西方价值观外交，但这次作为绿党领导人之一的哈贝克率团访华，据他出发前的表态来看，更倾向于是希望发挥防火墙作用，把站在贸易冲突升级边缘的中欧关系拉回来。在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哈贝克立即呼吁同中国进行谈判，并警告可能出现的贸易冲突升级。他表示，“现在进行谈判是至关重要的。关税总是最后手段，而且通常是最糟糕的推进方式。”

当今全球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迭起，强力冲击中美欧三大经济体并影响着它们之间的关系。西方在这轮冲击下暴露出了不少制度弊端和发展短板，“东升西降”的实力对比变化，引发了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和疑虑，遏制中国已成为美欧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选项。在此背景下，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泛起，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

就拿欧盟拟对华征收的高额反补贴关税来说，表面上，那似乎是一个不公平竞争带来的政府补贴问题，其实不然，中欧此次贸易摩擦背后是一个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开放共赢与保守利己引发冲突的深层次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自主创新和厚积薄发，中国在5G通信与物联网、新能源技术、纯电动汽车以及无人机等高科技领域明显领先于西方，中国制造的高品质电动汽车近年来畅销欧洲市场，深受欧洲消费者欢迎。

然而，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被认为动了西方的奶酪，遭到美欧保守主义势力的打压，所谓“中国威胁”“产能过剩”“过度依赖”以及“脱钩断链”等论调不断出现。汽车品牌一向是欧洲传统制造业的翘楚，奔驰、宝马、大众及法拉利等享誉全球，在中国市场销量很大。奇怪的是，当这些欧洲汽车品牌在中国畅销时，中国政府并未对其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反而对欧洲汽车制造商来华投资建厂持开放欢迎态度。而当中国汽车走向欧洲、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到欧洲市场时，欧盟却试图对我们的输欧产品加征巨额关税。

不仅如此，欧盟委员会还要求中国车企提供电池成分和配方、所有电动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逐笔采购信息、销售渠道和定价方式、在欧客户信息等，有强制技术转让、索要企业商业机密之嫌。在美欧联手组建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试图对华实施高科技管制的同时，却要求中国车企向西方公开、转让先进技术，西方这种霸道做法实属自相矛盾。

中美欧大三边关系是当今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变量，中美欧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0%，GDP约占全球GDP的61%。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高达80%。中美欧经济利益深度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相互联动、竞争合作、彼此依存的全球“利益共同体”。在中美博弈加深、中欧关系出现波折的今天，德国政府派高官访华，与中方进行及时沟通，哈贝克本人也公开表态称，“我们必须要保持对话，讨论公平和平等的竞争条件，这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相对务实的言行。

在欧盟对华定位和认知出现问题、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关键时候，把中欧从贸易摩擦升级边缘拉回来，德国政府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制造业在华深耕多年，与中国市场不可分割，仅德国大众2023年在华累计交付车辆就达320多万辆，欧盟对华反其道的政策导向，必然会给德国大众这样的欧洲知名车企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此，作为欧盟老大的德国政府此时不仅需要带头与中国积极沟通，还可尽力促使欧洲更多国家在对华政策选择上拥有自己的理性认知。（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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