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敏：中美科技合作，关乎全球科技共同体的未来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STA）再次延期，这是该协议自去年8月27日到期之后的第3次延期。这项跨越4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见证了中美两国建交后科研合作的累累硕果，同时也承载着全球未来科技发展的蓝图，却在期满后3次延期，至今续签未果。事实上，STA的存续与否对中美科技合作、全球科技发展乃至大国间交往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其走向受到各国科技界、学界乃至政界的高度关注。

自美国发起对华科技遏制打压以来，两国科技领域呈现的紧张态势，更加凸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作为开放的、基础科学研究合作框架的重要性。它的存在不仅惠及中美两国，更是全球科技进步的催化剂。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今年5月发布的《美国研发趋势与国际对比分析》，2021年美国的研发总支出达8060亿美元，居全球首位。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33278亿元（约合4672亿美元）。在202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成为科技集群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排在第二位。

当前，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1.75亿人，居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超过1亿人，具有世界级规模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队伍。2024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称，到2025年，中国大学预计每年将培养超过7.7万名STEM博士毕业生，相比之下，美国将仅有约4万名STEM博士生毕业，其中包括1.6万多名国际学生。从各自的优势上讲，中美都是对方最大的科研合作伙伴。中国在前沿技术领域和人才储备上有了长足发展和独特优势，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并不是美国给予中国单方面的恩惠，而是确立一种平等合作关系框架，让中美两国科研人员延续几十年的合作可以持续进行，相互学习和分享研究数据、经验与专业知识，这无疑对中美双方乃至推动全球科技发展都是极为重要和有利的。

这些年，中美科技合作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经历了较大的波折。美司法部炮制的“中国行动计划”，为期3年之久，以莫须有的“经济间谍”指控，对华裔科学家进行清查和重判，给中美正常的人文交流与科技合作带来不可逆的重创，其流毒至今犹存。前不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的著名神经学科学家吴瑛，在芝加哥的家中服药自尽。她生前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列为“中国行动计划”的调查目标，科研权被强行剥夺，实验室也被关闭，不被允许再申请研究项目。这些成为压垮这位纯粹的科学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中国行动计划”的寒蝉效应仍在持续的情况下，《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续签，不仅是未来两国科研人员交流互动的“保护伞”和先决条件，对于将两国岌岌可危的科技外交拉回正轨也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几十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见证了中美科技合作取得的双赢成果，见证了中美之间稳健开放的研究，以及信息的交流和人员的交往给世界带来的好处，被视为21世纪最富有成效的国家间科学合作之一。大量的科研成果印证了中美科技合作并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双方都是受益者。在协定框架下，中美科研合作在农业、能源、空间、环境、卫生等多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环境保护合作中监测和改善空气与水质的项目均使两国受益，美国环保署将其与中国的关系称之为“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两国合作巅峰时期的《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协议》（CERC），衍生出300多份同行评议出版物、26项专利申请和15项产品发布，不但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最终促成了《巴黎协定》的达成。

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学界认为，不与一个新兴的科学超级大国合作是有风险的，将失去了解和观察中国科技发展的渠道与机会，以及优质的科研合作平台、大数据采集的渠道样本、规模庞大的实验室和大批肯吃苦且功底扎实的留学生团队。美国《自然》杂志发表评论称，科研合作具有帮助应对中美两国和世界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巨大潜力，结束这种合作将是“一种危险的愚蠢行为”。尽管国际科技合作都会存在一些争议和风险，但这需要我们通过设计管理将风险最小化，而不是为此放弃合作。这不仅关乎中美两国，更关乎全球科技共同体的未来。

现实早已证明，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不需要中美密切合作。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符合全球科技发展与人才交流合作的最大利益，将为全球科技能力建设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作者是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