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谈】在上海做志愿者是怎样一种体验？
最近两个月来，上海的热度一直很高。在全国人民关切的目光中，曾经出尽了风头的上海，已经把洋相也出尽了。不过，对身处灾难中心的人来说，网上流传的一切碎片信息——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好的还是坏的——一点都不重要，一只正在被去毛的鸡是不会关心自己好不好吃的。
在3月下旬接到风声时，小区所属的居委和居民楼组长们就都纷纷行动了起来，大家上下奔走，组织动员业主当志愿者。志愿者报名的条件是年富力强且有足够的业余时间，以保证小区范围内随叫随到。我冥冥之中感觉自己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来了。
虽说都是出于自愿，但七个志愿者都是赶鸭子上架，在临时抱佛脚地学习了一些街道发的防疫须知和政策规定，并半开玩笑地吻别了亲人后，穿上居委会发的制服，忐忑不安地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抗疫战争当中去了。
我家的小区只有A和B两幢楼，每幢18层，每层4户，是1990年代中叶建起的公寓楼，在上海属于非常迷你的老小区，所以相对那些动辄几千上万人的巨型小区，我们这7位志愿者的工作难度和强度都不算大。经过商议，每个志愿者的日常责任范围都进行了划分，我的包干区就是我家所在这栋楼的10到18楼。
在浦东封控的官方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时，我们的业委会和居委会已动员志愿者们进行了好几轮的演练。首先是开微信群，建立起居委会与志愿者之间、志愿者与居民之间的联络网，然后是一些体力劳动，包括接收和发放物资、扩音喇叭喊话、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搭建临时核酸检测帐篷、帮居民收快递、取走楼道垃圾……总之，在浦西封控之前，我们已经跃跃欲试。
我在外面当志愿者，老婆则负责去菜市场和超市采购战备物资。家里的冰箱本来常年就是撑满的状态，老婆只好先把冰箱里的非必要食品，例如酸奶，蛋糕，饮料之类先处理完（塞进我和儿子嘴里），给采购来的无法常温保存的战备物资腾出空间。常温和真空包装等更是不计其数，整齐堆放在厨房外的门边。
浦西封控如期而至。按照街道的命令，小区从原先靠通行证出入小区的状态，瞬间变为只有志愿者才能进出。在食品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之前，我们的工作内容除了先前演练过的那些外，还有不定期分发政府物资、电梯和楼梯间消杀、替住户代扔生活垃圾、配合门卫看守小区大门、每天跟居委会开会等等。最初几天我还经常体力不支，但不出半个月，我就对这些例行工作习以为常，并做出了经验，干出了风格。
现在想来，在所有志愿者工作中，撇开身体的劳累外，心理压力最大的是每次组织居民做核酸检测。毕竟核酸检测间接甚至直接关系到防疫政策的成败。
居委会往往会在前一天半夜甚至当日临晨接到准确的核酸检测通知。夹在街道和居民之间两头不讨好的居委会还得考虑几时、如何通知居民。我们尝试了好几种通知方法，最文明的自然是微信群里喊，其次是逐户敲门通知，最不文明也最无奈的就是拿着扩音喇叭在楼底下高喊，就差敲锣打鼓了。
后来，我甚至还发现有些居民家的窗户隔音效果极好，只要窗一关，室外一切噪音都被瞬间屏蔽。但他们的防盗门的隔音却不怎么理想，于是我想出了绝招：来到一楼的楼梯间用喇叭向上喊话，通过狭长的楼梯间，我原本柔弱的呼喊就能轻松地回荡在每一层楼住户的脑壳里。
通知到位只是开端。我们必须在每次医生检测队伍抵达之前，在小区空地上必须提前搭起帐篷，备好桌椅，腾出足够的排队空间。4月里有几天上海连续两天狂风暴雨，折叠帐篷的支架被吹得损坏严重，我们只好跑去隔壁小区求对方施舍两个帐篷来临时使用。
每周若干次下楼排队核酸，居民有怨气都是可以理解的。无论你用哪种方法，总会出现不开心、不满意、不配合的居民。但不管这过程有多漫长，居委会还是得继续天天面对辖区内的数千张居民的面孔，志愿者脱下制服，也还是得跟本楼的居民抬头不见低头见。
面对潜在的群众不满，冲在第一线的除了居委会干部外，当然就是志愿者。演练时，街道、居委都已经尽可能做好了心理建设，对居民的各种反应都进行了假想和应对措施的计划，从寒暄问候到劝告措辞，从赔礼道歉到补偿方式，甚至连遇到极端情况的报警预案都做好了安排。谢天谢地的是，这些演练中假想的坏情况基本没有发生，更没有遇到其他小区那些传遍互联网的各式闹剧。
4月5日，上海没有如约解封。无须观察就闻出小区冒出了紧张的味道。可能是我的居委会里有人住在我们小区，所以小区志愿者会首先得到街道的最新消息，但这对缓解紧张氛围并没什么帮助。真正有帮助的好消息是团长的出现。
在所有快递完全瘫痪的情况下，各大经过严格检疫还在正常运转的生鲜超市平台规定了严苛的送货条件，例如牛奶100份起送，所以“团”就比太阳东升西落还要自然地出现了。
我们小区的第一个“团”诞生得比较早。4月3日，住在A楼的一位住户提出，他与某家牛奶公司关系不错，能拿到50户就成团的优惠，他就在业主群喊话，另外组起了一个牛奶团购微信群，结果我们小区有80户参加了团购。当天晚上，送奶车就开到了小区大门前。最大的惊喜是，由于这批奶4月8日就会过期，这等于是帮他们解决了仓储问题，因此他们决定这批货不收费。每家都拿到了两桶免费的鲜奶。
从4月6日起，小区几乎每天都至少团购一次，有时价格略比正常价格高一些，但团员们似乎都能欣然接受。1个半月过去，这套娴熟的流程已经融入了我们小区的生活方式，可乐、薯片、KFC、蛋糕，甚至鲜花，这些“非必要物资”都已成为日常团购货品。
这一切的背后是团长、志愿者和居委会的通力合作。和政府物资的发放流程差不多，团购货车到达前，前神通广大的团长会第一个来到小区大门口，与我们几个志愿者严阵以待。货车一到，2-3人上前卸货，身后有人接应，将商家已经分好袋的物资在门卫室前铺开，与此同时，志愿者拿着消毒液上前对着货物一通狂喷进行消杀，团长则对照着全楼的订货单一一核对，同步展开分拣。卸货完毕，货车开走，消杀也几乎同时结束了。我们志愿者就帮助团长一起分拣，同时安排最优分发路径。
5月将尽，回顾过去近两个月的志愿者生活，感慨颇多。我曾有过两次想跟居委会提出不干了，因为每天穿着制服干活儿平均超过8小时，没有周末，被感染的风险又大，最累的一天居然连续工作20小时，而这一切的唯一报偿是我家能多拿一份保供物资，这跟团购的成果比起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然而，我的洁癖却不合时宜地作怪，自以为只要有我在，10到18层楼的消杀工作就会万无一失，这样我的家就会更安全，我的老婆孩子就会更安全。所以说，让我一路坚持下来的是一种夹杂着求生欲的责任感。
有些管理沟通能力较弱的居委会为了避免一切意外发生，会禁止辖区的居民自发组织的团购，导致除了政府保供外，居民没有其他的物资来源。个别居委甚至做出了一些不太体面的事情，导致某些小区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闹剧。值得庆幸的是，那些情况终归还是少数。
我所在的徐汇区某街道的物资发放，在4月中下旬突然成为了口碑明星，这导致我和亲朋好友在微信上的交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尴尬。许多熟人看到我这么乐观，都问我是不是因为比较幸运而产生了幸存者偏差心理。这是有可能的，但那一切的不便和不愉快都即将成为过去，随着社会面清零的宣布，一切都在迅速好转。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