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巴以冲突下，联合国权威更显重要
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加沙地带人道危机加剧，国际社会期待作为世界和平与人权事业核心维护者的联合国在促进停火止战和冲突解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连续多份巴以问题决议草案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中流产、联合国秘书长因相关表态被以色列要求“不道歉就辞职”以及联大新通过的决议难以得到落实等，不仅对联合国在国际协调斡旋中的权威提出挑战，也进一步引发对联合国全球治理效力减弱的担忧。
实际上，联合国权威受到挑战已非一朝一夕，根源可追溯至冷战时期。当时，联合国就在处理国际危机时受到大国利益干扰，美国和苏联都将联合国视为实现自身霸权的工具，试图通过联合国向其他国家施压。同时，“一票否决权制”一度限制联合国在国际危机处理中的灵活性，任何常任理事国都可否决安理会的决议草案，导致冷战时期的许多危机无法及时得到解决。冷战结束后，情况并未立即得到改善。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经联合国授权便对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对南联盟展开轰炸。2003年，美国在联合国武器检查团未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况下，悍然入侵伊拉克。2011年，北约等不征求联合国意见便对利比亚实施军事行动。
以历史镜鉴现实，可以看到联合国权威受到挑战的一些原因。其一，新兴大国与传统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联合国体系内产生放大效应，限制联合国在全球问题上协调效能的发挥。新兴大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和规则产生深刻影响，它们渴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争取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而传统强权国家又恰恰不愿意自己的话语权遭到挑战。这就使联合国的协商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应对挑战的成本急剧增大，甚至影响到了诸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重大全球性问题的多边合作与协调解决。以新冠疫情为例，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联合国抗击疫情的协调行动效果显得有限，部分原因就是在卫生和科学领域的挑战之外，联合国还需应对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紧张导致的信息交流受阻、资源分配不均等困难，权威性难以得到充分彰显。
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把联合国纳入服务其霸权的轨道，更是对联合国的正常运作形成干扰。尤其是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贡献和影响力持续增强，美国等国一方面焦虑情绪加剧，在多边领域不惜采取打压和遏制措施；另一方面从私利出发，打着“多边合作”旗号推行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逼迫某些联合国成员国“选边站队”。其结果是扩大了联合国内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观点和价值观差异，加剧联合国内部分裂的可能，导致联合国在协商和政策制定方面经常难以达成共识，降低了联合国在处理全球问题时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其二，联合国改革进程交织大国博弈，屡屡受阻。尽管加快联合国改革以适应国际社会新现实的呼声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高涨，但在具体推动改革过程中，成员国个体利益和国际公共利益间的冲突、时代变迁与联合国机构惰性间的不适、民主与效率间的矛盾等众多结构性困境在短期内无法破解，导致改革进展缓慢、前景不明，也对联合国的权威造成负面影响。
而在巴以冲突再次爆发且一时间缺乏有效国际斡旋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加意识到，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究竟有多重要。正如中方反复强调的那样，国际社会应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国际规则应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制定，不能由单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独断。
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世界各国都应坚定支持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行动，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反对绕过联合国的单边行动。同时，为了提升决策的合法性和实施力，联合国自身也需更加积极地推动改革，以更有效地促成国际社会共识，避免出现决策僵局。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大国都应主动负起更多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立足于联合国平台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而不是仅仅关注本国利益。联合国也需顺势而为，大力推动国际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创新，包括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贸易体系等。这样才能使联合国体系更有效地应对当今世界复杂挑战，在全球治理中充分发挥引领作用，进而维护和巩固自身的权威与影响力。（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